明朝至清中葉對呂宋的記載皆較為簡略，除了地理位置的描述外，大概只知道是中國的朝貢國，兼有貿易通商，如焦竑(1540-1620)在《國朝獻徵錄》論述海患，略云：「呂宋者，海南小國也。素與我通商，人掠其貨反指為賊。[1]」又如沈德符(1578-1642)論述荷蘭人時，把他們與呂宋人視為一類，略云：「(紅毛夷)而通番奸商。私與互市。與呂宋諸國無異。[2]」對於呂宋印象大概是負面評價居多。
時人對於呂宋的印象是物產，一是產金銀的憧憬，王圻(1530-1615)在《明萬曆續文獻通考》的〈呂宋〉條中簡略地記道呂宋產金：「海中小國，產黃金。以故人多富厚且頗質朴(樸)，不喜爭訟。皇明永樂三年，國王遣臣隔察老來朝貢[3]。」關於朝貢之事，《大明會典》亦載：「洪武五年、與瑣里諸國同貢方物。永樂三年、遣使朝貢。萬曆四年、助討逋賊有功、來貢。[4]」產銀的記載則有《廣東新語》略載：「閩、粵銀多從番舶而來。番有呂宋者，在閩海南，產銀，其行銀如中國行錢，西洋諸番，銀多轉輸其中。以通商故，閩、粵人多賈呂宋銀至廣州。[5]」不過，產銀的記載可能是運銀的誤解，《海國聞見錄》略云：「東南洋諸番，惟呂宋最盛。因大西洋干絲臘、是班牙番舶運銀到此，交易島番，土產雲集。[6]」
二是產番薯，曾任無極縣令的黃可潤(?-1764)提倡種番薯以度荒年，他提到番薯的起源時，寫道：「南方番薯一項，明代始來自呂宋之汶萊國，遂名汶萊，一名地瓜。[7]」《廣東新語》亦言：「東粵多藷……番藷近自呂宋來，植最易。[8]」番薯的引進，一說為陳振龍(?-1619)於呂宋所引入，後由其子推廣。《金薯傳習錄》略云：
按畨(番)薯種出海外吕(呂)宋，明萬歴(歷)間閩人陳振龍貿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種之法。入中國值閩中旱饑，振龍子經綸白于(於)廵撫金學曽令試為種，時大有收，可充榖食之。[9]
但是黃可潤稱汶萊國於呂宋之內，其實兩者相差甚遠，亦可得知時人對呂宋的地理位置並不甚清楚。
三是產菸草，如王士禎(1634-1711)看到朋友韓慕廬喜歡「汤(菸)草」與酒，後來去探究「汤草」的來源，在姚旅的《露書》中找到了「汤草」產於呂宋，本名「淡巴菰」的記載(按：「淡巴菰」即Tobacco之轉音)。於是將此事告訴韓慕廬，韓慕廬乃命門人賦《淡巴菰歌》[10]。姚旅在《露書》的記載原文略云：
呂宋國出一草曰淡巴菰，一名曰醺，以火燒一頭，以一頭向口，烟氣從管中入㗋(喉)，能令人醉，且可闢瘴氣。有人携漳州種之，今反多於吕宋，載入其國售之。淡巴菰今莆中亦有之俗曰金絲，醺葉如荔枝，搗汁可毒頭蝨，根作醺鴛鴦菊者鳥喙苗。[11]
呂宋菸在明清時期是十分流行的，清末新政所設的經濟特科考試時，考生甚「有攜紙捲煙、呂宋煙及雜色各煙，在殿廷內嗅者。」被監考的醇親王載灃(1883-1951)趕出去。[12]
菲律賓被西班牙人佔領後，呂宋的本義慢慢地產生了轉變，許多文集中的呂宋皆細分為大呂宋與小呂宋[13]。小呂宋即為原義，而大呂宋則為西班牙，《清史稿》明確地定義道：「日斯巴尼亞，一名西班牙，即大呂宋也。明嘉靖初，據南洋之蠻里喇，是為小呂宋，檣帆遂達粵東。[14]」出使西歐諸國的禮部郎中孫家穀就記道：
順道比利時小住十餘日，仍回法都。……五六兩月，先赴義大利，繼赴大呂宋 ，兩國向來著名，今成新造。呂宋尤當大亂之後，新政一切草創，人物無足取，而地方名勝詳於前人記載中，尚屬不誣。[15]
此指的大呂宋與呂宋都是西班牙，略稱大小而直稱呂宋者，一般為西班牙，可是亦有指菲律賓者[16]，如《海國四說》在「西班呀」後的按語寫道：「即呂宋之祖家。[17]」
同時晚清的呂宋多了一項「呂宋賭票」的特產，此是由菲律賓傳入的彩票，傳到中國後被模仿發行，尤其上海最為風行，《海上花列傳》的劇情就多次提到到一間名為「祥發」的呂宋票店[18]。
值得一提的是，明末張燮(1574-1640)在《東西洋考》的〈呂宋〉條目中，對於呂宋的西班牙人有詳細的描寫，如記載「婦女歲時詣寺，懺悔，有陰事，輒密向僧自輸。」應該是婦女向神父告解的事體。還有「國人每值死日，夷僧為摽牛厭之。摽牛者，柵木為場，置牛數十頭於中，環射之。牛叫擲死，以此逐鬼。」指的應該西班牙人進行鬥牛的活動。[19]
[1]﹝明﹞焦竑編，《國朝獻徵錄》(臺北：明文書局，1991)，卷41，頁111-020-2。
[2]﹝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30，頁782-783。
[3]﹝明﹞王圻，《明萬曆續文獻通考》(臺北：文海出版社，1979)，卷236，頁14054。
[4]﹝明﹞李東陽等奉敕撰；申時行等奉敕重修，《大明會典》(臺北：國風出版社，1963)，卷106，頁1600-2。
[5]﹝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15，頁406。
[6]﹝清﹞陳倫炯，《海國聞見錄》，轉引自﹝清﹞方濬師撰；盛冬鈴點校，《蕉軒續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1，頁34。
[7]﹝清﹞黃可潤，〈種薯〉，轉引自﹝清﹞徐棟輯，《牧令書》(清道光二十八年刋本)，卷10，頁38-39。
[8]﹝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7，頁711。
[9]﹝清﹞陳世元，《金薯傳習錄》(清乾隆删補本)，卷上，頁1。
[10]﹝清﹞王士禛，《分甘餘話》(北京市：中華書局，1989)，卷2，頁30。
[11]﹝明﹞姚旅，《露書》(明天啟刻本)，卷10，頁189。
[12]﹝清﹞劉聲木撰；劉篤齡點校，《萇楚齋三筆》(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6，頁598。
[13]﹝清﹞梁章鉅撰；陳鐵民點校，《浪跡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6，頁102。
[14]趙爾巽等撰；楊家駱校，《清史稿》 (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159，頁4657。
[15]﹝清﹞孫家穀，《使西書略》，轉引自﹝清﹞方濬師撰；盛冬鈴點校，《蕉軒續錄》，卷9，頁339-341。
[16]﹝清﹞梁廷楠著；邵循正校注，《夷氛聞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17]﹝清﹞梁廷楠，《海國四說》(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1，頁56。
[18]﹝清﹞韓邦慶；姜漢椿校注，《海上花列傳》(臺北：三民書局，1998)。
[19]﹝清﹞張燮，《東西洋考》，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卷5，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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