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的那種對歷史做出一統的解釋,以及在審查史料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實證史學,在二十世紀後都逐漸為新的認識所取代。當今的歷史學家很少還會有像黑格爾(Georg W. F. Hegel)一樣的企圖心,以一己之見去詮釋歷史的變動;也很少有歷史學家有像蘭克(Leopold von Ranke)一樣的信心,認為只要掌握史料就能重現歷史的真相。歷史學家們對史料有新體會,認為史料只是歷史研究的起點而不是全部,因為人的行為是複雜的,不是片面的史料就能概括的,於是歷史學家在史料運用和寫作上都有了新的嘗試,開創歷史研究多樣化的局面。以下分為三個部分探討,首先考察歷史多種角度的形成,內容包括階級、性別、結構研究三個方向。接著講述研究取向的不同,內容包括小歷史、微觀史、日常史,最後探討歷史研究的分化與組合。

       歷史多樣化的明顯標誌就是歷史學家考察歷史時,不再以個人(傑出的政治家、英雄人物)為主要研究對象,卡萊爾(Thomas Carlyle)提出的「英雄史觀」已逐漸不為人所贊同。歷史學家觀察的角度改成探討個人與集體之間的關係,如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提出階級分析的概念,但他們對於集體行為?集體行為與個人的關係有何不同?等等問題沒有明確的答案。二十世紀初,歷史學家嘗試借用社會科學中「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的概念來解釋個人與集體的關係,認為人是理性的動物,而人的行為是個別的,由於每個人都想追求最大實惠,所以集體行為是個人行為的綜合。這種說法顯然將個人行為過度簡單化,歐森(Mancur Olson )指出,每個人雖然都想要選擇自己最有利的事,一旦組成團體,就會有人偷懶,因為坐享其成就變成對自己最有利的事情了,歐森將這種人稱為「不出錢的乘車者」(free riders),他的說法是想要修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認為即使利益存在,每個人不一定會為共同利益而努力,所以「階級」很難真正形成。歐森的理論啟發許多人,如哈丁(Garrett Hardin)就以「公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現象解釋英國圈地運動,發現牧羊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增加羊隻,反而造成牧地的損害,因此提出「不出錢的乘車者」其實才是集體行為的特點。

       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方法得到修正,在六零至七零年代的西方史學界仍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湯普森(E. P. Thompson)分析階級意識形成的過程,他的認為階級是歷史演化的過程中逐漸塑造出來的,使階級組合在一起的是「階級意識」,而「階級意識」的產生因為人們的經濟地位不同,進而對社會環境產生一種共識,亦即階級是因經濟、政治等各種條件下的產物。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進一步以方法論的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解釋道,研究階級必須考慮當時的特定條件,查看工人是否有多種選擇與其他利弊,只有從社會結構出發,才能理解階級的行為。

       另一種考察歷史變動的角度是「性別」,由於二戰以後,婦女史的研究逐漸被重視,因此從不同性別的角度看待歷史,已經成為一種研究方法。在性別研究上,大致有兩種意見,一種是從先天的生物角度出發,另一種則是著重在後天的文化、社會環境構成。其中後者主張婦女的研究不是不只補充男性歷史不足,而是從婦女的角度看問題,並與男性的角度相比較,即將婦女史變成了性別史,同時注意男性與女性。從性別的角度出發不但能豐富人們對歷史的認識,甚可修正原來視為理所當然的看法,如西方的歷史分期皆將文藝復興視為一個指標,但是凱利(Joan Kelly)指出文藝復興對婦女的影響有限的。又如從婦女地位的角度看法國大革命,宮廷婦女的地位在革命後反而降低;從婦女解放的角度看工業革命,中產階級的婦女被關閉在家而無法參與公共領域的活動等等,以上都可說明,從性別的角度重探歷史,會對歷史事件有不同的認識。

       此外,還有一種「結構性」的研究,亦是另一種考察歷史的角度。「結構性」的研究與後現代史學關係緊密,它考察的出發點是質疑人在歷史活動中的自主性,否認人為行為背後的理性意識,並用綜合結構的觀點去看待歷史事件的演化。這種「結構性」的研究以傅柯(Michel Foucault)為代表,傅柯試圖考掘隱藏在社會背景中的權力關係,對他來說,思想概念的普及體現一種權力的延伸,意即思想概念本來是人們頭腦中的產物,但當這些概念被視為真理時,就等於知識已經變成權力的一部份。而傅柯的史學就是要摧毀這種權力,所他無意用過去解釋現在,只是利用歷史的方法分析思想概念的形成。

       1979年,勞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在《過去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大談歷史敘事的復興,他觀察六零年代的歷史作品有了重大的轉變,近代那些強調科學與分析的歷史方法,如馬克思的經濟解釋模式、法國的生態人口學、美國的計量經濟學派等「科學化的歷史」都將成為過去。過去以社會科學為指導的史學,太注重社會結構化的轉變,反而忽略人物的行為,特別是日常、細小的生活細節,因此他呼籲歷史寫作原來的敘事傳統,以及歷史的細節,都獲得歷史學家們重新去正視。

       對下層人物的重視來自兩方面的影響,一是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家,如前述湯普森對階級形成與階級意識的分析;二是人類學的影響,如吉爾茲(Clifford Geertz)所採取的厚敘述(thick description)理論,顯示在細小文化現象的背後,常有解讀該文化的密碼。起初,歷史學家研究下層社會的主旨仍是為了加深對重大事件的理解,如賴菲爾(Georges Lefebvre)研究法國大革命的農民,目的在查看法國大革命對全國的影響。這種由上而上的歷史被稱作「小歷史」(little history),它慢慢地成為歷史的研究模式,艾倫(William Allen)即從一個不見經傳的小城鎮探討納粹攫取權力的原因,他發現納粹的上臺與經濟危機關係不大,因為小鎮的居民大多為公務員,納粹之所以成功,主要仰賴他們的宣傳。艾倫以一個小鎮為中心,無意與其他地區做對比,這種手法反映出「微觀史」(microstoria)的特點。

       「微觀史」的研究最早出現在義大利,以金斯伯(Carlo Ginzburg)等人為代表,如金斯伯的著作《乳酪與蛀蟲》是探討十六世紀磨坊主的宇宙觀,透過磨坊主與宗教裁判的審訊過程,讀者可以體驗到時人的生活與思想的。維列(giovanni levi)則通過一個巫師的生活、人際關係,展現他所處的鄉村政治結構,其所使用的材料與金斯伯類似,都是教堂記錄、公證法案等等。這些歷史學家追求「微觀史」的目的在於對社會史那種籠統的研究方法不滿,他們想透過被忽略的小人物以彌補其不足。但是「微觀史」仍有其缺陷,因為它無法分析較大的政治變動,且小人物的生活相對較穩定,所以「微觀史」也無法掌握歷史的劇變。

       「微觀史」的研究影響深遠,德國一些歷史學家將其效仿,從而開創了「日常史」(alltagsgeschichte)的學派,代表人物是麥迪克(Hans Medick),他提出「小就是美」的口號,以研究歷史事件為宗旨,在課題的則上不再以現代化為對象,將研究時期轉移到「前工業化」的時期,且與「微觀史」不同的是,麥迪克研究的對象不是個別的人物,而是社會的團體或階層,例如他們以前工業時期的農民家庭為對象,揭示該時期手工業坊如何改變農民的生活,以及家庭人口、成婚的年齡、工作習慣的改變等等。八零年代以後,「日常史」的注意力更加地方化,各自選擇一些鄉村為研究對象,並透過電腦處理數據資料,對鄉村的文化進行研究。其亦影響至美國史學,如娜塔莉‧戴維斯(Natalie Z. Davis)的《馬丹‧蓋赫返鄉記》通過替身丈夫的案件,探索十六世紀法國的下層社會。以及丹屯(Robert Darnton) 在《貓大屠殺》,以印刷工屠貓為線索,勾勒十八世紀的法國文化。

        透過前面的陳述,可知小歷史、微觀史、日常史的影響之大,突破原來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等劃分。歷史學家們紛紛對自己的學科加以重新認識,並從事跨領域的研究。例如思想史的研究曾經風行一時,有些思想史家甚至認為思想對歷史的影響更大於物質,但是思想史所表現的是精英主義的思想,並且又體現一種追求「大寫歷史」的企圖,所以在六零年代社會科學興盛後,思想史的研究便逐漸式微。學風的變化,也影響了思想史的研究,思想史家開始重視思想與社會的關係,並企圖將思想和概念還原到當時的時代,以期有更精確的認識。於是出現一種改變的思想史研究,如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對集體心理的研究,就結合社會史與思想史的研究。又如前舉金斯伯的文化史研究,其題目與與方法與思想史有很強的連繫,只是研究的對象是一個不見經傳的小人物而已。由此可知,思想史的研究已結合成與跨領域的研究。

        文化史的研究也經過分化與重組,起初文化史的研究可謂是浪漫主義的產物,基於對啟蒙的理性主義表現不滿,轉而注意地區文化。而文化與經濟、社會的關係要如何解釋?過去大概存在兩種解釋模式,一是物質決定論,屬於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將社會是為一個金字塔,經濟基礎放在底層,而上層的就是藝術、文化等等;另一種是非物質決定論,認為文化有自主性,甚至會影響社會與經濟,如韋伯(Max Weber)用新教倫理解是資本主義的興起。而「新文化史」的研究則超越了前述兩種研究角度,他們用比較複雜的眼光去看待歷史的變動,每一種因素都影響歷史的變動,經濟最快;政治次之;文化最慢,正是因為這些差異,才決定歷史的變動,而不是其中一個單一因素,所以文化與其他因素的關係是互動的,夏爾提埃(Roger Chartier)更認為文化本身就是社會經濟的一部份,因此並不存在一種從物質到文化的演繹關係。

        改寫自:古偉瀛、王晴佳著,《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臺北:巨流出版,2004),第五章〈歷史學的多樣化〉,頁163-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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