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年代以來,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文化方面,認為人類社會走向沒落;二是在文學、美學理論上,反對將人視為世界的主導;三是表現在思想上,批判啟蒙運動後所提倡的理性主義。其中思想方面的影響,與歷史學的聯繫尤為緊密。以下分為四個主題做討論,首先探討「大寫歷史」(History),接著講述「歷史主義」(Historicism)的瓦解,最後則討論後現代主義之於婦女史研究、後殖民主義的關係。

        西方社會的現代化過程,是以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為基礎,啟蒙運動思想家認為人類通過訴諸理性、開啟心智,便可改變世界。並且他們認為人類社會將遵循一定規律發展與進步,憑藉「理性」,人類可以「敘述」歷史的進程,理解且進而預測人類的前景。這種認為人類歷史帶有規律性的說法便是「大敘述」(grand narrativea),而認為可對人類社會提出理論解釋的便是「後設敘述」(metanarrative),又可將這一歷史哲學併稱為「大寫歷史」。

        「大寫歷史」的提出,始於十七世紀的義大利思想家維柯(Giovanni Vico),他認為歷史既是由人所構成,人對自身歷史的了解應更勝過對自然世界的認識,此說起初並不被重視,隨著啟蒙運動興盛,人們的信心大增,認為科學家既然可以解釋自然的規律,那麼人類社會的規律也能夠被揭示,於是維柯的理論再度被提起。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嘗試運用科學理性去解釋歷史的發展,認為歷史本身有內在規律,歷史人物或事件的表象背後存在一種形而上的規律,即前述所言的「後設敘述」,所以人類的歷史只有一種,各地雖然發展不一致,但最後仍會趨向相同,且歷史哲學家採用目的論(teleology)來總結歷史,認為歷史會不斷地進步。

        不過,同時代的思想家,也有對「大寫歷史」持保留態度的,如德國哲學家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就重視歷史的特殊性與個別性,雖亦承認歷史內在的一致性,但卻沒有很強的歷史進步觀念,而是認為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其獨特的價值,並不一定存在繼承關係,因此欲了解歷史,非得用古代人的眼光去檢視,不能簡單地認為現在是過去發展的結果。十九世紀的德國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進一步闡述赫爾德反「歷史目的論」的觀點,蘭克追求「客觀」的歷史學,不相信人能夠有效的解釋歷史,更不認為能夠用一種觀念去貫穿歷史的演變,這便與黑格爾(Georg W. F. Hegel)嘗試以「世界精神」去總結歷史不同。而蘭克之所以強調「如實直書」,是因為他相信歷史背後存在著上帝的意志,假使歷史家用自己的思辨去解釋歷史,就無法體會歷史真正的意義。因此可知蘭克與黑格爾雖然觀點不盡相同,但是在根本上也是相信歷史內在的一致性。

        蘭克與赫爾德的觀念被稱作「歷史主義」,由於影響深遠,遂成了批評的對象之一,如較早期的蘭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不滿蘭克學派專注於政治、外交史的狹隘歷史觀念,提出研究社會文化和大眾心理,以補充人們對國家政治的了解。另外,蘭普雷希特指出蘭克「如實直書」的不足處,認為歷史學家應該對歷史的過程做一種解釋,所以他提出「民族精神」(volksseele)的哲學概念,有點類似回歸到黑格爾所提倡的那樣。但是蘭普雷希特提出的批判並未很成功,原因包括他的著作《德國史》中有不少謬誤、蘭克史學的方法已經形成一種規範等等,最重要的一點是蘭普雷希特所謂的「民族精神」,其實與蘭克的「歷史主義」對歷史背後的「後設敘述」很類似,所以蘭普雷希特雖然不滿蘭克學派的治史態度,但他的歷史觀念仍是現代主義的。

        而後現代主義批評蘭克的原因在於他們的根本不信「後設敘述」的存在,李歐塔(Jean Francois Lyotard)認為「後設敘述」雖產生於對自然科學的革命,但當它逐漸轉變成一種政治力量,本身又成了一個迷信。李歐塔不再將歷史視為有內在一致性的發展過程,認為「大敘述」已經因為多種語言所遮蓋,由於語言總是局部的,無法準確無誤的傳播思想,因此人們無法認同普遍的真理或社會正義。人們以為通過科學可以使社會進步、思想自由的等等,在李歐塔看來都是神話。後現代史學反對歷史哲學的原因還有對時間觀念的變化,過去的歷史研究強調時間順序和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將各個事件連結在一起,所以歷史學成為人類理性思辨的有力證明,可以觀察過去發展從而預測未來。但後現代史學對於時間的觀念已經有根本的改變,鄂摩斯(Elizabeth Ermarth)指出,後現代歷史主義的敘述不再是歷史的時間,而是「韻律的時間」(rhythmic time),表現出時間的豐富性、多元性,例如後現代的小說為了表現人行為的各種枝節,於是多條線索同時展開,而不是按照時間的順序。此外,後現代主義亦意在突破「大寫歷史」自覺的現代感,即反對西歐中心論,錢柏斯(Iain Chambers)認為西方文化中存在許多醜惡的東西,如種族主義、現代奴隸制等等,但西方人仍保持自己文化的優越感,而無視其他文明的成就。所以後現代主義者重視的是「中心」外的「他者」,惟有如此,歷史才能夠確切的反映我們生活的世界。

        「他者」的提出,使一些從前被忽視的議題被重視,如以蘭克學派為代表的近代史家,推崇民族國家在歷史中的核心作用,因此十分重視政治人物的活動,而他們倚靠的政府檔案等材料,所描述的也是以男性為主,顯得充滿菁英主義、男性主義。隨著女權運動的興起,以男性為中心的歷史學受到挑戰,婦女史逐漸受到重視,司高特(Joan Scott)激進地認為婦女史應該採用後現代主義的一些理論,以突顯出男性與女性間的關係之於歷史的作用。傅理曼(Susan Stanford Friedman)則持較中立的立場,認為婦女史研究既可用傳統方式闡述過去不被重視的「真相」(trurh),亦可使用後現代主義的觀點,她認為婦女史研究的革新就像是孔恩(Thomas Kuhn)運用在科學演進上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

        伍夫(Patricia Waugh)指出女權主義的興起和啟蒙運動有關,但兩者又存在著矛盾,如男女性別的不同,造成世界觀、人生觀的差異,又如啟蒙運動認為普遍的理性,其實是指公共領域方面(男性社會)。而婦女運動的形成原因之一,就是要證明婦女跟男性一樣具有獨立人格與思想,這當中帶有啟蒙運動惟先導的現代主義,若純粹以後現代主義的概念去詮釋,可能會無法進行。總之,婦女史研究的開創可看出後現代主義的廣泛影響,其他過去較為忽略的議題,也都體現了類似的傾向。

        「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是另一種典型,它代表一種從外部批判「大寫歷史」的傾向,與婦女史研究相同的是,兩者都指出了「大寫歷史」內在的對立,即「中心」(center)與「邊緣」(periphery)的關係,當然它們重視的是非西方世界的「邊緣」歷史。「後殖民主義」的批判之一,來自於「大寫歷史」的單一時間觀念,單一的時間觀念使西方的領先地位變得明顯,形成「先進」和「落後」的鮮明對比,而「後殖民主義」所強調的則是時間的多重性和文化的多元性,認為非西方地區的歷史演變並不一定要遵守西方的標準。因此就理論上而言,時間的雙重性是「後殖民主義」的基礎,其研究對象同時包含宗主國和殖民地,德阿瓦(J. Jorge Klor De Alva)認為後「後殖民主義」是「殖民主義」的結果,卻又挑戰原來認為理所當然的事,如外部與內部、壓迫與被壓迫、宗主國與殖民地的關係。

        「後殖民主義」指出,殖民地與殖民者的關係並不是截然可分的,而是相互連繫的混合體(hybridity),混合的結果會逐漸削弱殖民者的力量,因此「後殖民主義」雖建立在「中心」與「邊緣」的劃分基礎上,但最終目的是要超越這一界限。所以不少研究此領域的學者反對「少數民族研究」、「多元文化主義」等等名稱,認為這些名稱都預設「邊緣」的前提,使得「他者」處於次要的地位。「後殖民主義」帶來了對西方文化的衝擊,包括了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等人開始進行文化之間的比較,不再將西方視為世界的中心。二戰後,西方史學家開始注意到現代化的問題,包括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寫了比較文明史的三部曲、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用「世界體系」的概念探討現代化的過程,以及薩伊德(Edward W. Said)的《東方主義》等等,皆旨在打破西歐中心論的偏見。

        改寫自:古偉瀛、王晴佳著,《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臺北:巨流出版,2004),第二章〈向「大寫歷史」挑戰〉,頁7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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