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桑兵的〈日記內外的歷史─作為史料的日記解讀〉摘要[1]。晚清以降，因書寫材料日益簡便，教育較為普及，且時代距今近，所以有大批的文人日記保留下來。日記是重要的史料，其往往被視為第一手證據，由於各種日記皆具特色，研究者往往過於強調其絕對性，反而忽略了其相對性。惟有將日記放在整體的歷史脈絡上，以貫通的眼光考察，才不會流於見獵心喜，各取所需。而寫日記的目的有為己亦有為人，其筆法有顯有隱，因此必須知其人才能體味其事。對於日記的內容只能說應有此事，而不能斷言事實就是如此，惟有將日記與其他史料相互印證，將日記內外的歷史勾連，才能逐漸接近真相。本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講述日記作為史料的問題；第二部分講述日記內容與運用上的問題；第三部分探討日記呈現的類型與結論。
第一部分是就日記的研究概況，以及作為史料所存在的問題做說明。日記是一種重要的史料形式，因產生方式較為簡便，故歷代官紳文人留存的日記數量相當多。尤其清代以後，教育較為普及、國民意識覺醒，各色人等都開始記錄所見所聞，致使日記數量大量增加，形式與內容亦日趨多樣化。粗略統計，已知而未刊的日記就數以千計，尚有大量的日記保存於後人與收藏家手裡，即使有些已收入圖書館庫藏，未經編目整理的，也不在少數。
日記的內容各具特色，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記錄風格與目的，這樣的差別就成了解讀日記的重要憑藉。但將日記作為史料是晚近才興起的方法，日記的價值與應用，在史學與史料學中尚未得到充分的討論，如民初陳垣在列舉各類史料時，並未提到日記、傅斯年在《史學方法導論》中對於日記的價值與判定亦未提及。專門研究日記的與其價值的是更晚以後的陳左高與鄒振環，前者著有《中國日記史略》、《歷代日記叢談》，被譽為研究中國日記第一人，致力於日記研究六十餘年，寓目的日記極多，甚至開創了所謂的「日記學」、「日記史學」，但其關注的是淵源流變與版本匯集等，即日記本身的歷史；後者著有〈日記文獻的分類與史料價值〉，關注的是日記的分類與史料價值，在前人已有的論述基礎上，進一步地探討日記與近代史研究的關係。
傅斯年將史料分為直接與間接、官家與民間、本國與外國、近人與遠人、不經意與經意、本事與旁涉、直說與隱喻、口說與著文等八類，並強調分類只是相對性，不能一概而論。但日記確實很難去歸入在其中一類，例如日記雖是私人記載，但內容可能涉及官方；雖是直說，亦不乏旁涉隱喻。事實上，歷史既逝，無法完全復原，即使當事人都人如實的記述，所能呈現的也只限於自身見聞，反映部分的事實，更遑論每個人都有主觀意志，即使對同一事件亦有個別看法，所以第一手史料之真，至多也是相對之真。而日記涉及各人記述的目的，著述之人的心態不容易掌握，且內容所載的可信程度不一，甚至有故佈疑陣以惑後人的可能。大致而言時間、地點、相關人物等簡單的部分較能證明，至於更複雜的人際關係、相關作用等，難以一位當事人的記述為主，歷史研究即是通過比較不同的記述逐漸接近史實。
第二部分是就日記的內容在運用上的問題做說明。如前所述，日記一般可視為第一手史料，但在使用上有存在有幾個方面不得不注意。首先是版本方面，稿本、謄抄本、刊本在內容上可能有所出入，如秦孝儀、毛思誠編輯的蔣公年譜、日記類抄本就是經過潤色，而《西安半月記》更是陳布雷依蔣中正的手稿改寫而成[2]。其次，不能只看一種日記，觀看日記時，不應假定其言必為真實，要先了解著述之人的行事風格以及日記的紀錄方式，區別親臨與耳聞、略記與錯記、曲筆與實筆。其三，不能只看日記一種資料，因日記記載的內容雖包羅萬象，但仍有其側重點，往往是與著述人所相關之事體，故應再參考檔案、函電、照片、錄音、實物等直接史料。以下以實例說明：
假設一事有若干當事人都有留下日記，雖可互相印證，但其中也難免有各說各話的情況，令研究者無所適從，如大連博物館藏某日本人士的日記直指任職滿鐵圖書館的松崎鶴雄惡意攫奪嘉業堂珍本圖書，但從其他相關當事人的日記與往來函劄得到的實情是，松崎鶴雄是利用關係試圖保護圖書。此可說明相關研究應該追究各人與本事的關聯，多層面的探究真相。又如國民黨CC派與朱家驊的明爭暗鬥在雙方出版的回憶錄中都一再否認此矛盾[3]，但顧頡剛的日記倒不經意的提到此事。
日記所記，須前後貫通才能理解得當，孤立解讀往往不得要領，例如鄭孝胥日記有「民國乃敵國也」的言論，獨立解釋或以為鄭孝胥與民國為敵，然而此事起因為南洋公學建圖書館，欲請東南各省紳士列名，鄭孝胥因不認同有民國，所以不願列名，但亦覺此事甚好，所以推薦任職安徽政務廳長的弟弟列名。這表示鄭孝胥只是不願與民國為伍，並非與民國對立。並且鄭孝胥本身也是一個特例，他直到辛亥年才任職湖南布政使，與清室關係不深卻自命為遺老，在前清親貴官僚眼中鄭孝胥不過只是過客，甚至遭到復辟黨排擠。
由此可知，研究某事只看直接材料，其實相當危險。日記只是一種可資參證的材料，即使是個人傳記也不能僅以日記為取材對象。但如果治史以檔案是從，不看文集、日記、函電、報刊等其他資料，可能存在四點不足之處：一、不知歷史大體已經完備，善用讀者常見的材料亦可做出好的研究成果。二、對舊有的材料不孰悉，對新材料的價值也會視而不見。三、檔案不能解決的問題，可能在其他資料中已有現成的答案。四、有些檔案與歷史事實相牴觸。但要說明的是第四點，因為日記、函電也有這種情形，例如胡適存心想要把日記留作史料，刻意把一些不利於己的事體從日記中刪掉。又如汪康年在同一時期對同一事件的立場，在寫給不同人寫信時竟有不同的態度。總之，不論哪一種史料，都要相互比勘，否則不但不能善用，反被其所誤。
此外，在日記內容的分類上，還有兩點意見可以作為參考：一、用分科治學的觀念將日記分門別類，研究上可能會有產生盲點，因為前人並沒有分科的意識，更不會為了分科之學的研究而記錄相關史事，且後人的分科觀念又因時而異。所以研究時如果找不到預期的東西，或稱無此事，或稱作者不重視此事，都是不正確的。二、延伸前論，用分科觀念看待紀錄的事實並加以取捨，此雖符合現代的規範，但未必符合前人所想，如將刑名歸為法制史、錢糧歸為經濟史或財政史，殊不知清人因地位有別，對於刑案、賦稅的意涵完全不同，自不能一概而論。
第三部分是日記闡述的類型與全文的結論。用日記做人物研究，看似容易，實則困難。寫日記之人身份、習慣各異，目的也不同，不能只將日記僅僅當成史料，因史料容易以己意從中摘取片段，割裂作者的原意，只有理解作者本來的意思才能還原本來的面目，如吳宓日記反映情感的偏執、朱自清日記可見其內心深處的自卑。又如中國士人常常好用其短，有日記指陳三立有意參與復辟，曾打電報給北京方面。然從客觀情況度之，陳三立自詡「神州袖手人」，雖有遺民情節，但並非一味守成。各面觀山，角度各異，皆有不同風景，研究者僅持一面，以為鐵證如山，卻未必能夠定讞。
前人對日記的分類多從日記的內容形式，或記述人的身分經歷等方面考慮，約1980年代前後，中國學者紛紛提出依類型做區別的分類方法，如韓少華從日記的內容出發，分為備忘式、記實式、隨感式、研討式。林樂齊分為記事備忘日記和著述立言型兩大類。羅以民從史料價值的角度將日記畫分成寫給自己看的、寫給別人看的、既寫給自己又留給別人看的、完全偽造的、真假參半的、特定時代的違心日記和偽日記等六種。鄒振環就在這樣的基礎上，依不同角度分為不同類型，提出新的歸納法，將中國的日記文獻分成十四類[4]。
在此舉數種比較具代表性的類型，有的日記寫作時就是為了公開或準備公開者，如清季以來的外交使節依制須詳記日記，定期呈送上級觀看，甚至要刊刻印行給各級官員。另外有一種情況是文人好名，刻意寫給他人看的，如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是欲留給皇帝看的、《胡適日記》是想留做史料。有的日記則是自我修煉，但也提供給弟子門生參閱，因近代理學新學復興，這類的日記相當多，最著名的就是曾國藩日記。有的日記則怕人看或只是個人備忘，所以只記事不議論，同流水帳一樣，極為簡略，如魯迅、張謇等。有的日記事後加以塗抹刪改，如翁同龢、蔣維喬等人，除非有原稿影印版，否則只看刊本，恐看不出個所以來。有的日記是非自願產生的，如清代書院要求學生自修時寫日記心得，並要教習評閱，這類日記有觸及心靈之處，但與一般日記明顯有別。
最多數的日記還是寫給自己看的，具有顯而易見的私密性，只記身邊瑣事，對於公事反而疏於記述，如清朝官宦的日記中有不乏有不厭其煩地記錄其各種隱疾的事體，這說明這類人多受類似的病患困擾，以及這些問題是他們經常要面對的，不過並不能依此推論他們在心中，私事的重要性在公事之上。因為不記的原因有許多種，或許是因為已經習以為常，故不需記載；或是公私分明；或是迫於時勢、礙於情面等都有可能，如清季戊戌、庚子間的史料相對稀疏，日記尤為明顯，大部分都甚簡或是缺漏，不是事先留空，就是事後處理，以免獲罪。
至於寫給人看的日記，自然很難直書。駐外使臣的日記有的乾脆分公私兩種，理學家的日記也難免有作態之心，而那些欲博取後名的日記，更有矯揉造作之嫌，如魯迅曾評論《越縵堂日記》道：「我覺得從中看不見李慈銘的心，卻時時看到一些做作，彷彿受了欺騙[5]。」其實魯迅自己也是老謀深算，小說裡極盡嘻笑怒罵之能事，日記卻不動聲色。又如胡適尤其注意日記中對自我形象的塑造，凡事不利於己之事，總是事先刻意迴避，事後反覆檢察，若某事僅以《胡適日記》為憑，那就上了胡適的大當了。魯迅又將韜略比喻為倉庫，形容胡適：「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看似魯迅多疑，其實所言確實不假。
傅斯年曾經在整理午門檔案(明清內閣大庫檔)時，大概覺得此與殷墟的考掘相比沒什麼成績，在與李濟談話時流露出失望，說：「沒有什麼重要發現。」李濟反問：「什麼叫做重大發現？難道你希望在這批檔案裡找出滿清沒有入關的證據嗎？」傅斯年大笑，從此不提此事。由此可知傅斯年整理檔案時已先存成見，總有追求秘笈珍本，期有重大發現的目的，其實歷史的主體已呈現在世人前，只是研究者因立場態度不同，不能正確認識而已。總之，運用日記應注意以下幾項：一、不要以某一種日記為信史，應將各種資料互相參證。二、不要簡單的以為日記即第一手材料，應找出其真實的部分和掌握其真實的程度。三、不要以日記所記為全部事實，應掌握事實再看日記。四、不要僅從日記中去尋找材料，應要了解著述人行事與寫作方式。掌握這幾個要領，將日記內外的人事勾連，日記所記之事才能為組成歷史的有機部分。
後記：作者用了「民國乃敵國也」為例，似乎有針對性。惟〈民國乃敵國也：清遺民與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的轉變〉已經出版了，一些書評也有略提到這個問題，不過我目前讀起來倒沒有這種感覺(還沒讀完)。
[1]桑兵，〈日記內外的歷史─作為史料的日記解讀〉，收入呂芳上主編，《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臺北：世界大同出版，2011)，頁67-80。
[2]陳布雷原著，《陳布雷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1967)，頁120。
[3]桑兵文中提到雙方否認此事，下有一按語：「因未見原稿，不知當時即避而不談，還是事後故意隱去。」藉此可知，已排版出版的日記往往不會指出作者的塗改處，而只會看到最後的定稿。但假設塗改處頗多，或修改前後內容有出入，可略知作者前後思路的改變，此後文還會提及。
[4]詳見鄒振環，〈日記文獻的分類與史料價值〉，收入《復旦史學集刊‧第一輯(古代中國：傳統與變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2005)，頁307-334。
[5]魯迅，〈怎麼寫(夜記之一)〉，收入《魯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2005)，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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