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成勉教授在〈再論明末士人的抉擇─近二十年的研究與創新〉中提到了以「創傷」做為方法，研究清遺民的例子[1]。文中列舉司徒琳(Lynn A. Struve)的“Confucian PTSD: Reading Trauma in a Chinese Youngster's Memoir of 1653.”(儒者的創傷─《餘生錄》的閱讀)[2]，以及嚴志雄的〈體物、記憶與遺民情境─屈大均一六五九年詠梅詩探究〉為例[3]。本文即為司徒琳的論文簡介。
司徒琳此文首先介紹中國在鼎革之後的動盪與歐美研究「創傷後壓力失調」(PTSD)的理論；次而探討張茂滋在《餘生錄》所經歷的苦難；最後是儒家信仰在創傷中的表現。全文圍繞在事件是否在記憶中留下創傷？受創的心靈是否能夠痊癒？受創者的信念與價值系統為何？張茂滋做為一個儒者，他篤信的儒家價值體系，如何在「舒放」(acting out)與「修通」(working through)間產生功能[4]。
1620-1670年代是中國歷史上極具暴力的時期，動亂的原因有流寇橫行、明清鼎革、清朝壓制、三藩之亂等。這些動盪對文學產生衝擊，刺激描述自我(self-writing)的著作普遍發展，使得17世紀中葉湧現大批回憶錄式的個人記事。其內容繁多，缺乏一致性，只適合用自我檔案(ego-document)一詞來統括。以司徒琳檢視的數十件著作為例， 會發現這類文本的作者回憶自己精神與肉體的痛苦，是希望為能傳之於後代子孫。
明亡清興激烈變動所產生的巨大痛苦可以在許多個人紀載中找到，至於苦難如何被忍受與對付；驚駭如何被記錄與體會，則關係到社會地位的不同、當事人的自覺性、當事人的價值觀等因素。換言之，壓力是否會轉變為創傷？轉變為創傷後的情況，甚至如何克服創傷，主要是取決於個人之於社會文化，乃至國家的義務感。
為此，「創傷後壓力失調」的症狀被定界出來，但此並非現代心靈才有的痛苦，觀察張茂滋的《餘生錄》，進而分析造成創傷的經驗，以及注意張茂滋在出獄後到寫作的一年間「舒放」與「修通」的過程。我們看到了一場戰爭暴力與政治動亂，暴露在死亡的陰影下、家庭被剝奪，造成張茂滋感到自身的無能為力。
《餘生錄》所論及的歷史事實，其真實性時無可置疑的。而基本的問題在於回憶中模糊的部份，當事人雖會聲稱是過去發生之事的證詞，但往往是當事人基於自身看法、情感所形成的論述，不過這也是歷史寫作極為重要的部份。以本文探討的《餘生錄》為例，這些曖昧不明之處顯然是作者在正處於從「創傷後壓力失調」復原的關鍵點上，因其模糊性是複合性的，在「創傷後壓力失調」本身以及對創傷壓力失調的研究上，都顯示出雙重性與模稜兩可的特性。卡路斯(Cathy Caruth)認為創傷的故事展現「雙重的敘說」上，一種在「(當時)死亡危機與(後來)相關生活危機之間的擺盪」在繼續生存中無法容忍(過去事件與現階段生活)兩者之間的狀態。
拉卡頗(Dominick LaCapra )的研究方法，在處理《餘生錄》上很有幫助。他呼籲把創傷後的回憶錄當作哀悼式的文化歷史檔案來讀，回憶錄需要較遠的追憶，所以是一種心理上的不完全紀錄。寫下關於創傷相關的部分是逐漸開始面對破散的記憶，而此記憶只有在日後才能逐漸匯集。透過哀悼式的模式，認知到過去之事已為過去，那這樣「可以同時記憶又放掉部分」的文本就成為一個過程，藉由轉變創傷後「重覆－強制」的基礎，而連接著「舒放」與「修通」兩者的進行。
張茂滋在1653年開始寫作，《餘生錄》從1644年開始，但北京為流寇所佔，後又落入清朝手中都只被簡略提到，張茂滋首先提到的事是他的父親與祖父張肯堂，他在1645年撤離到福建與張肯堂居住。在1646年時張肯堂面臨福建明廷的崩潰時曾試圖自殺。《餘生錄》也談到他目睹祖父對南明無力抗清的挫折，可知張茂滋年輕時已隱然略知家庭不安全的情況。1651年張茂滋的居住的被清軍突破時，他被家中每一個成員的舉動所驚嚇，張肯堂及其弟子、夫人等都井然有序的懸樑；而僕人們則投井自殺。當張茂滋欲隨張肯堂自殺時，他被張肯堂的一位副手帶離宅中，隨後又遇上變節的士兵，接下來是一段悲慘的遭遇，包括財物被掠奪、被徵召做苦力、在逃亡的途中差點溺斃、被清軍俘擄等。
期間張茂滋生了重病，最後被一些好心的遺民救出。經過一連串事件，張茂滋獲釋後，他的心智呈現病態的狀況，記憶變得無法區分真實與非真實，甚至開始精神錯亂： 「入窖見蛇虺吐火爛斑長丈，咋舌且昂首，鼠忽化為虎，猙獰張尾撲及，柙板獄卒皆絳髮藍頰露兩牙。」
面對家族成員的死亡，雖然張茂滋心知祖父指示他活下去，但是在情感上，他似乎自覺未能隨家人赴死而感到慚愧。而更複雜的是，他有愧於未能為他的長者進行適當的葬禮。在得知張肯堂的部下汝應元已將張肯堂安葬後，張茂滋痛苦地呼喊道：「滋為孫子不能，而汝君冒死為之，滋何復生為？」此即立富頓(Robert Jay Lifton)所說的矛盾罪惡的證據，雖然無辜的生還者自己也是受害者，然而卻對死者感到極深的愧疚與責任：「這種巨大、恐怖的責任感，不只是因為死亡的事實，也是由於此責任太早來到與此責任早熟怪異之故。」試探就上述的幻覺，獄卒變成中國地獄中鬼怪的外形，就好像是張茂滋的自我懲罰。最後，張茂滋感覺到「以祖骨在滃，燐飛淺土，是用迫切不能朝。」於是希望將祖父遺骸移回祖籍，不幸的是該地區仍有戰事，張茂滋在空手回到祖籍後不久就過世了。
儒家思想重視個人在延續家族、持續文明的角色。從《餘生錄》中張茂滋重述那場井然有序的集體自殺；張茂滋把其他人的崇高行為，歸屬於他們對祖父的景仰，可知撰寫《餘生錄》目的即在描寫張肯堂的典範，使之在文字中不朽，供所有後世之人閱讀。因此《餘生錄》不是一個生還者描述自我是如何無法從過去罪中得到赦免。相反的，是用來表示忠孝的廣大力量如何確保了家族的延續。還有一個需要強調的是儒家思想中倖存長男的關鍵性角色，如何把祖父歸葬祖墳也是張茂滋最後所關心的。
如拉卡頗所言，以「重覆－強迫」為基礎，引導我們所認知的「舒放」，在經過哀悼的禮儀化後，能夠被轉化成對「修通」行動的再訴求：「係透過一些方法中可以造成有足夠的距離、改變、恢復社交生活以及復甦。」
後記：這篇文章我大概只看得懂三成吧，漏掉了很多東西，不曉得我的「詮釋」對不對。
[1]王成勉，〈再論明末士人的抉擇──近二十年的研究與創新〉，《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視野論文集(一)》(臺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系，2007)，頁239。
[2]Lynn A. Struve,“Confucian PTSD: Reading Trauma in a Chinese Youngster’s Memoir of 1653,”History & Memory, 16:2(2004), pp.14-31.此文由王成勉翻譯，〈儒者的創傷─《餘生錄》的閱讀〉，《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9期 (2008年6月)，頁1-16。
[3]嚴志雄，〈體物、記憶與遺民情境─屈大均一六五九年詠梅詩探究〉，《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1期(2002年9月)，頁43-87。
[4]「舒放」是指當事人在接受分析治療時，將其壓抑在潛意識的慾望或衝動，浮升到意識的層面，並藉著語言行動表現於外的過程；「修通」是精神分析時所採用的一種心理治療過程。在精神分析師輔導下使用「修通」治療時，當事人面對本來引起衝突時，不再逃避，學習到如何去面對現實。見〈儒者的創傷─《餘生錄》的閱讀〉，頁1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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