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子健在〈史學的方法、技術與危機〉[1]中分享了許多寶貴的技巧,對於史學研究大有助益,惟有一些地方我覺得的其說法尚可商榷。如他提到早期的年鑑學派目空一切,收集的資料時而無關宏旨,可說「彙集年鑑,得不到分析線索。」此說未免偏頗,應是受當時量化史學方興未艾的風氣影響[2]。年鑑學派的旨趣在注重歷史的長時段發展與跨學科的研究,汪榮祖嘗言:「年鑑一類的史學正是此派不屑一顧者[3]。」且第三代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亦以量化方法所見長,而愛力克森對於甘地的研究倒也沒有像劉子健講得如此不值。1980年代年鑑學派提出的新史學,影響所及,劉子健已無從知曉。

至於量化學派與心理學派的困境,杜正勝對1971年復刊的《食貨》雜誌有以下評論,或可做為參考:「《食貨》引用的社會科學方法,主要是計量分析和心理分析,在美國都曾經風行一時,也有少數成功的著作,然而中國史料(尤其近現代以前)卻很難應用。中國傳統缺乏數據觀念,即使有,也不精密;至於記錄個人心內的資料更少,過去幾十年只有明清族譜的分析研究稍有成績[4]

        在此我想試以嚴耕望在《治史經驗談》[5]第一章中提到一些方法與劉子健稍微做比較,觀其異同,相互補充。首先,嚴耕望談及「專精」與「博通」,但強調的還是博通,寫道:「為要專精,就必須有相當博通。」所謂博通,一則要是史學本身的博通,即對上下古今有相當的了解,尤其是自身研究的前後代。二則是史學外的旁通,即涉獵各種社會科學。

 劉子健與嚴耕望皆強調跨學科的重要性,嚴耕望研究漢代地方官吏的陞遷用的就是統計方法,惟嚴耕望更進一步闡述歷史學在研究中仍須為主體,因歷史有考史(考據)、論史(解釋)、撰史(敘事)三階段,而社會科學方法對於論史最為有用,考史與撰史還非得由史學家來做不可。同時,劉子健與嚴耕望亦注意到要對歷史有「理解之同情」,如嚴耕望曾寫過〈堯舜禪讓問題研究〉,認為禪讓是儒家美化的產物,其用的固然是人類學方法。但倘若嚴耕望未先對上古的社會情況有一理解,此問題意識也就不存在了。而劉子健注意到〈岳陽樓記〉的名言是到南宋才盛行,也是能進入歷史情境的例子。

         在選擇題目上,劉子健建議選擇中層題目,嚴耕望則是認為要做「面」的研究,而不要孤立做「點」的研究。換言之,嚴耕望認為研究的題目要大一些,裡面包括了許多小題目,如此才能產生量大且精的成績。並且做全盤廣面的研究,容易看到衝突的材料,如此就能糾正錯誤、互相補充。這有點像劉子健提到的「顧大勢」,但劉子健似乎不建議獨立做大題目研究,他認為大題目的研究反而比較適合集體的合作研究。儘管如此,兩人都同意不要做窄而深的研究,以及再進行其他研究時,最好與原先的研究要有關聯性。

 其他方面,也許是研究時代的不同,嚴耕望認為歷史的演進有連貫性,「朝代更換了,也只是統治者的更換,人類社會的一切仍是上下連貫,並無突然的差異。」如唐代節度使、宋代市鎮制度,都可上溯到魏晉時代。而劉子健的宋史研究,正好處於中古與近世的變革期,所以劉子健更會注意與傳統的差別之處[6]

         嚴耕望在文中更多次提到史料的重要性,尤其要閱讀正史等基礎材料,應當「從第一個字看到最後一個字」,不能總以自己的研究題目為主,而只翻某幾條材料,因為有的材料有隱蔽性,匆忙之中不易察覺。尤為重要的是要能「看人人看得到的書,說人人所未說的話。」意即新史料固然重要,但能從普通的史料中找到新觀點才是可貴的,錢穆、陳寅恪都是這類的學者,嚴耕望也以此自許。

         嚴耕望在文末,有幾點意見也極具參考性。一、慎做概括性的結論:史學無絕對的統一性,要也只能說大體如此,而非全部如此。二、注意普通的史事,不要專注在特殊現象:因普通現象才是社會的群像、歷史的主流,不應被特例給迷惑。三、注意「概括敘事性證據」與「例證性證據」:「概括敘事性證據」有時難免跨張,而「例證性證據」數量若多,那史料價值則相對提高,但若過少則有可能是特例。四、注意時間性與空間性:時代與地域不同,自不能混為一談,以免張冠李戴。

 


 [1]劉子健,〈史學的方法、技術與危機〉,《新史學》,11(19903)。後收入康樂、彭明輝主編,《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頁120-133

[2]如美國「新經濟史派」羅伯福‧福格爾(Robert Fogel)的代表作《鐵路和美國經濟增長:計量經濟史學論文集》,福格爾亦在1993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不過劉子健這裡提到的只是「統計」而已,計量史學還有更複雜的分析方法。

[3]汪榮祖,〈布岱爾與法國安娜學派〉,《史學九章》(臺北:麥田出版,2002),頁107-108

[4]杜正勝,〈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新史學》13:3(20029),頁31-32

[5]嚴耕望,《治史經驗談》(臺北:臺灣商務,2003)。

[6]James T. C. Liu & J.Golas(eds),Change in Sung China- Innovation or Renovation. Washington D.C.: Heath and Company,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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