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劉子健，〈史學的方法、技術與危機〉[1]的摘要。作者首先提到90年代初期海內外的中國史研究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趨勢，一種是討論方法的風氣很盛；一種是思想史的研究風行一時。在這種情況下要如何談史學方法？作者認為許多談史學方法的書籍，無非就是教導學生把握參考工具、小心考證、精細分析、搭配適當史觀以達成結論。除了這些也沒有其他旁門，因為「歷史是綜合範圍的綜合科學」，研究的範圍、對象不同，不見得有共同的方法。
在海外有許多新穎的綜合方法，但未必適用於中國史研究。作者以年鑑學派、量化學派與心理學派為例。認為年鑑學派收集資料，加以排比，試尋其關聯與背景，但往往花了莫大力氣，卻無從判其所以然。由於中國歷史變亂相循，資料散失，社會調查不易進行，所以也不必強尋歷史全貌。而量化學派統計數據來綜合各方面的資料，作者認為是可行的，只是必須要有足夠的數據，當前研究中國歷史不能採用的原因在於數據不足。至於心理學派方面，作者以愛力克森(Erik H. Erikson)為例，《青年路德》把心理和行為綜合起來加以分析，將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史料當成心理診察，一出版即造成轟動，但他以相同方法研究甘地，出版《甘地的真理—好戰的非暴力起源》卻令人失望，因為西方的心理分析不見得適合東方人。
作者接下來談到嚴耕望在《治史經驗談》論及的「專精」與「博通」[2]，揶揄道：「假定不進一步加上實用的定義，有與空談何異？」在「精」方面作者認為治史最好先選擇某一時代，再進而選擇某些方面，但是不能疏忽大背景。在「博」方面則要涉獵其他學科，最理想的方式串聯研究，定個大題目，從各方面去分析，才能達到集體的「博」。不管多精多博，都是相對的，先決條件還是要以題目或問題做中心。作者提到余英時的「史無定法」說[3]，認為研究歷史的題材不同，自然沒有一成不變的方法，所以更妥貼地說，應當是「史採佳法」，因題制宜。再更大膽地說，是「因問求法」，如同科學家做實驗一樣，不斷嘗試，終可能走出一條路來。或許有人懷疑，應當先有方法再尋問題。作者認為不對，應先有問題意識再去嘗試，並強調「學問」的「問」尤為要緊，古人治學常以問答形式。用功日久，自會產生新學術、激發新思路，進而去尋求新方法。
在選擇問題的時候，作者化用了社會學家默頓(Robert K. Merton)的「中層」概念[4]，表示倘若問題太大，難以照顧首尾，但窄而深的研究意義不大，且收穫有限。套句成語來說：「大題小作，未免可惜。小題大作，那又何必？」而中層題目既可從大處著想，又不會困於細瑣。惟作者強調所謂中層並非硬性，可隨著研究興趣而彈性調整。此外，中層的題目容易產生小題目的副產品，集合起來也能看出大方向，並且偶爾觸發到另一中層，亦可謂別開生面。
隨後作者以自身治學的經驗，提供了九個技術與多個範例做為後輩參考，擇要列舉如下。一、設分類：即提出一種觀點或角度以觀察其流變。如設儒將為類，可觀察到其的勢力時代愈後則愈盛。或將宋代名儒依思想流派做分類以探查其政治作風。二、鑽小縫：從一極小的例子，試尋找其反映時代狀況。如范仲淹在〈岳陽樓記〉先天下之憂的名言是到了南宋才盛。因〈岳陽樓記〉寫作時，范仲淹已失權外調，直到了南宋，士人才又緬懷其精神。三、顧大勢：做小題目時，不可忽略大勢。如從劉豫降金、元滅南宋、清兵入關等事件可知外族南下，還須靠漢人支持，這是研究征服王朝尤須注意之處。四、抓要點：若題目太大，則先從要點著手。如王安石變法前范仲淹也曾實施「慶曆變法」，其中歐陽脩、韓琦等人曾為要角，卻又拒絕王安石新政，可知北宋中期的士大夫不能只用保守與改革的二分法。五、搶一角：若遇有人研究同一個的大題目，則先搶一小角。再舉王安石變法為例，有人研究雇役、保甲、市易，有一個美國學者即避開中央政府，研究新政的江南農田水利。六、找邊傍：搶不著角，不妨從邊傍下手。如史彌遠的史料不多，官方史料受他控制，但寧波史氏有族譜，戴仁柱(Richard L. Davis)就從此處著手[5]。七、出冷門：假使連邊傍都勾不著，還可找冷門、無人注意的題目。「冷」是冷落，非無關宏旨；「門」是通達。從冷門題目可連結到不冷的地方，如唐代盛行馬球，五代至宋漸趨衰落，即是文治抬頭的線索，且從此冷門題目還可引出體育史的研究[6]。八、碰運氣：有些想到的題目尚不知解答，可先放在一邊，以後或許會碰上。如《三字經》的真實作者原先無從考察，後來翻到陳焞的集子發現類似的文體，一比對果然有跡可循[7]。九、求概念：歷史的最終歸於一元(事實)，但過程應先設多元(解釋)，用不同概念做不同的測定。如南宋的政治可以用「包容政治」的概念去解釋[8]。或是從經濟層面來看，宋朝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可稱為「新傳統時代」[9]。
作者最後講述了史學面臨的危機，認為史學研究在方法上過於窄而深，離現實與大眾太遠了，甚至連同行都未必有興趣，何況外人？因此史學研究不應標榜窄而深的研究，應且戰且思，經過嘗試才有拓展。中國史學亦應該學習西方的合作研究，不是分工而已，當要徹頭徹尾合作，一同計劃、討論。集體討論多了以後，史學自然會活潑，往寬的題目走。除了研究本身外，或可透過廣播傳媒、歷史小說、月刊等讀物，用較為淺白的文字傳遞歷史知識給大眾，激發多數人對歷史的興趣。
後記：這篇文章好幾年前清連哥就要我們讀過了，現在讀起來倒別生趣味，例如劉子健在文中提及的人，大多沒有將名字寫出。隨著閱讀的文章漸多，大部分的人我都猜出來了，並附上參考資料。可惜的是，「搶一角」中提到研究新政時期四川與江南農田水利的兩位美國學者，我還是不知道到底是哪兩位，我知道斯波義信有相關研究，但文章中說是美國人，真令人費解，希望有一天能夠解開這個謎團。
再補記：關於劉子健提到的《三字經》流傳問題，我記得在哪裡有看過，當時想不起來，今天終於找到了，請參考徐梓，〈《三字經》的流傳〉，《歷史月刊》，251期(臺北：2008年12月)，頁126-129。
[1]劉子健，〈史學的方法、技術與危機〉，《新史學》，1：1(1990年3月)。後收入康樂、彭明輝主編，《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頁120-133。
[2]嚴耕望，《治史經驗談》(臺北：臺灣商務，2003)，頁1-10。
[3]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史學評論》代發刊詞〉，《史學評論》，1(1979年1月)。後收入康樂、彭明輝主編，《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頁11-12。
[4]劉子健可能參考了余英時之說，余英時亦認為默頓的「中距離理論」，可謂中道而立，足資史學工作者借鏡。見氏著，〈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史學評論》代發刊詞〉，頁18。
[5]Richard L. Davis, Court and Family in Sung China, 960-1279: Bureaucratic Success and Kinship Fortunes for the Shih of Ming-Chou.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6.
[6]劉子健，〈宋代文化變遷之一─馬球〉，收入氏著，《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聯經出版，1989)。
[7]劉子健，〈包容政治的特點〉 ，收入氏著，《兩宋史研究彙編》。
[8]劉子健，〈比「三字經」更早的南宋啟蒙書〉，收入氏著，《兩宋史研究彙編》。
[9]James T. C. Liu,“The Neo-Traditional Period (ca.800-1900)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1964),pp.105-107. 石母田正與柯睿格(E.A.Kracke)也有類似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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