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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言  

    唐宋變革說是一種新思路,至今仍帶動學術研究,且隨著與「歷研派」的論戰,課題因而不斷擴展,研究不斷深入,熱烈的辯難結出了碩果。學者紛紛發現宋代的新事物與制度可以在唐代中期覓得端緒。在日本的中國史學界,1945年前的唐宋並稱,而今天則是把宋元放在一起看待。而內藤學說影響所及,不只是愛東方歷史研究,也被引介到西方:白樂和的《宋史手冊計畫》、宮川尚志加上宮崎市定的補充發表在《遠東季刊》、華茲生翻譯吉川幸次郎的《宋詩概說》、谷川道雄刊出英文本《關於日本學界對中國歷史分期的幾個問題》。杜希德蒲立本皆給予高度評價。陳寅恪在《論韓愈》中也有類似的見解[1]。   

    關於內藤學說的論戰共有兩波:1940-1970與歷研派的直接論戰是第一波,內容是就中世、近世的時代性質做爭論,沒有脫離唐宋本身;1980年代的反向啟發是第二波,試圖超越唐宋變革的定律思維,從研究帝制晚期的成果,如地域研究、專制國家等回顧唐宋變革期。第二波的質疑有寺地遵認為唐宋變革說重於注重形式而簡約化歷史,欠缺對人的行為的理解、包弼德認為內藤將宋代與西方近世比擬,陷於以歐美近代為趨歸的目的論。 

    內藤學說富有以下幾種活力:其一、學者研究宋代不再侷限宋代自身,無論是研究地域的經濟變化、社會階層的流動、君主專制制度等,都更注重考察宋代的前後。其二、「變革觀」受到重視,考察範圍甚至擴展到元明、明清等時代,相應提出近世變革的各種主張。其三、打破亞細亞生產方式等各種型態的歷史停滯論,也引發了學界討論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是否皆遵照世界史統一發展規律。

 

貳、唐宋變革簡介[2]

    唐宋變革論首見於《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在《支那論》的第一講中也有關於宋代進入近世論述。內藤在某些書中的闡述有些出入,如在弟子岡崎文夫的《魏晉南北朝史》中就把近世歸為晚唐至元,故一般都採取前二書的論點。以下我依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簡單介紹唐宋變革說 :

    政治方面:(1)貴族政治衰廢,君主獨裁代興。(2)君主從貴族階之共有物,轉變為全體臣民之公有物。(3)君主權力確立,宰相及其機關地位降低。(4)人民地位產生變化,從貴族的奴隸轉變為直轄於國家。(5)官吏任用產生變化,唐代科舉制仍以貴族為多,王安石改以經義策論後轉為務實主義。(6)朋黨性質產生變化,由貴族權力鬥爭轉政治上主義不同之論爭。

    經濟方面:唐代貨幣流通不廣,主要是實物經濟。宋以後出現銅錢;元代幾無鑄錢,僅通行紙鈔;明清因西洋貿易興起而通行銀幣,貨幣經濟盛行。 

    文化方面:(1)文化性質發生轉變,唐初的經學墨守六朝之風,著述以義疏為主,說經則以疏不破注為原則。中唐後,學術不再墨守儒家經學的義疏,遂以己意做出新的詮釋。(2)文學上,六朝注重詞藻的駢文漸為士人所鄙棄,發展出打破詩律格局的詩餘、散曲。(3)繪畫上,六朝以來盛行彩色壁畫,唐末至兩宋則轉變為屏障畫,金碧山水就衰,白描水墨轉盛。貴族式文化由平易近人的庶民文化取代。

 

參、唐宋變革說歷史分期的特色

    內藤湖南自有一套「坤輿文明論」的見解,主張中國的時代分期應以中國自身的歷史發展為依據。「近世」的概念雖在無意中承襲了西方分期的準繩,卻他超越了中國傳統的王朝循環和朝代譜牒史的侷限,他的時代分期依據的準繩是廣義的中國文化發展史脈絡。而「近世」(pre-modern)的論點係參考內田銀藏原勝郎的觀點。內田銀藏在《日本近世史》中率先用「近世」的分期處理鎌倉、江户、明治的日本歷史。但是內藤湖南不僅重視參照西方史學的分期,且十分注意西方漢學,與伯希和馬伯樂有較多來往。內藤湖南的時代區分,在某種意義上是出於與弟子丹羽正義的合作,丹羽正義提出理論,內藤湖南則提供史實。丹羽正義重視《周禮》的理想價值,以《周禮》理想價值如何實現、如何發展作為斷代的依據。  

    平民力量的抬頭係宋代近世說的指標,重視平民,也是當時日本史學的時尚。如民友社史學家竹越與三郎德富蘇峰山路愛山等皆著重闡發。內藤湖南的時代分期特別強調過渡時期的重大意義,在他看來,唐宋之際的這一過渡階段承上啟下,更是關鍵。承上而言,唐代的貴族政治正是通過唐宋之際的這一過渡階段,轉換為宋代的君主專制體制;啟下而言,宋代以來千餘年的歷史趨向和平民勢力的增長預示著中國共和制的前途。

 

肆、內藤湖南的教育與遊歷

    內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字炳卿,號湖南,最高學歷是在故鄉的兩年師範科。他處於盛世的日本折衷學派轉向實學的時代背景。1875年福澤諭吉刊行《文明論之概略》,鼓吹「脫亞入歐」,倡導獨立意識,對明治精神和國民主義的形成起了更大的作用。而明治中期。日本人仿效西方皮毛的熱潮開始降溫,日本朝野從一度急切歐化的狂熱中逐漸清醒。 

    1890年,內藤湖南曾經參加1888年成立的國粹主義的文化政治團體「政教社」,期領導人物有三宅雪嶺志賀重昂杉浦重剛等,其宗旨為革新傳統社會,但反對歐美文化入侵,主張恢弘日本文化以及東方文化。1900-1906年,內藤湖南任職《大阪朝日新聞》,兼高橋健三的秘書。大致上,他交往的大多數有才能的人物具有國粹主義的國民主義傾向,對於內藤史觀的形成大有影響。如最後成為無政府主義者的幸德秋水;宣揚國民主義的政教社;西村天囚主張的坤輿文明論、以中國文化為核心的東洋文化論。內藤湖南一生曾十次訪華,一次訪歐。在遊歷華南華北期間,他通過面會筆談,結交了嚴復文廷式張元濟沈曾植柯紹忞王國維羅振玉劉鶚等人。綜觀他的前半生生涯,經世取向使他具備了現實意識,開闊的視野成就了他的業績,職業的實踐推動他進一步對中國歷史作出宏觀的通盤考察,並為他日後轉入教授歷史、研究歷史鋪平了道路。

    日本在1894年甲午戰爭中戰勝了的中國後開始以東亞的領導者自居。在誇耀日本和蔑視中國的風氣之中,內藤湖南通過反思,逐漸形成自己的獨到見地,認為感到某些一味追求西化的時人的學識不免流於淺薄空疏。故他主張研究東洋文化當以中國文化為主體,而中國文化不是存在於中國自身之外。強調研究中國問題應該究明各個具體問題的歷史複雜性。 

 

伍、內藤史學與現實的關聯[3]

    內藤湖南研究歷史,強調古今會通。經世取向使他視野開闊,現實意識使他在對中國歷史的長期演變進行思考,根據歷史的潛運默移、古今因革,把握歷史的脈絡和動態之同時,不忘尋求過去歷史的當前意義。內藤湖南指出宋代為中國近世的一大原因在於平民崛起,這可以反饋到清朝末期共和政治欲取而代之的原因,他認為這是「大勢之必然,自然之所成」。在辛亥革命後, 內藤湖南做了多場講演,試圖論證辛亥革命成功的必然,可見內藤湖南研究中國學問以學以致用為職志,只要涉及中國,無論古代,還是當前,都在他的關注之列。 

    內藤湖南自幼深受日本實學的薰陶,他的究極關懷畢竟是日本的命運,關懷的結果使他不免趨同於國民主義。例如他從歷史的角度論證風水流轉在東亞,如今輪到日本該起領導作用的時刻,老邁腐朽的中國已經失去了自我復興的能力,只有藉助於日本的引導和提攜,後來甚至提出武力介入方能再生。

 

陸、唐宋變革說對弟子影響

    唐宋變革說在經濟方面的論述仍嫌不足,由弟子宮崎市定補充,因此唐宋變革說亦稱為「內藤─宮崎說」。宮崎市定在《東洋的近世》中的補充是將東洋史平等地納入世界史中比較,以及從佃戶的性質,近代資本主義的萌芽、都市的發達、知識的普及等社會經濟方面做補充[4]。與西嶋定生的一系列著述同時,皆屬於與歷研派論戰之作。惟宮崎市定在晚年提出與內藤湖南不同看法的「景氣變動史觀」,他發現中國歷史從古到今都有類似當今世界的景氣變動現象。因此在《大唐帝國—中國的中世》、《中國史》中宣揚此觀。

    內藤湖南與弟子丹羽正義合編《新制東洋史》,以及稻葉岩吉在陸軍大學的講義、參謀本部刊行的《支那政治史綱領》;岡崎文夫的《支那史概說》都被人們認為是京都學派「中世」的代表性概說書。宇都宮清吉發表《東洋中世史的領域》,贊同內藤湖南所謂東洋史應是廣義的「中國文化的發展史」,但認為內藤湖南的時代分期中的過渡期和中世史的界定不夠明確。因此創製了「時代格」的術語,根據民族、文化、地域三要素的特色,突出東洋史時代分期的各個時代的個性。其他尚有川勝義雄谷川道雄亦以共同體的理論和史實闡述內藤史學的中世貴族社會的特色。那波利貞宮川尚志研究中世集落的「塢」與「村」的實態,從政治、社會、文化、宗教等方面論述中國的中世;小竹文夫《近世支那經濟研究》從經濟方面論述中國的近世。在思想史方面島田虔次《中國近代思維的挫折》指出後宋代的「文藝復興」產生了近世的人文主義和個人主義以及思維的自主化,但卻未形成類似歐洲近代的「市民社會」和「啟蒙運動」。

 

柒、日本對於唐宋變革的爭論

唐宋變革說之受重視,並非在提出此說之後的1920-1930年代,因當時日本學界普遍遵循的毋寧是另一位碩學加藤繁的見解,其認為唐宋一體,沒有差別,都屬於前期官僚制時代,即「世族勢力衰歇,主要靠科舉產生的新官僚階級主持政務的時代。」將唐宋相提並論,可以說是當時學者的一致立場。

1920-1930年代是日本左翼理論和左翼史學急速發展的時代。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因為迫切需要理解現代中國,討論因而更加活躍。少壯派史學者出版了《世界歷史大系》,並組織了歷史學研究會,為首的是仁井田陞,其餘的有牧野巽山本達郎周藤吉之西嶋定生崛敏一等。歷史學研究會1949年大會的專題是「世界史的基本法則」,旨在討論如何把亞洲各國各地區的歷史納入世界史的普遍規律之中。1950年的專題是「古代國家權力的諸階段」;1953年是「世界史中的亞洲」,1955年是「歷史和群眾」。可見得1950年代的日本的歷史學界盛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把西歐的歷史發展模式奉為世界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同時大力批判停滯論,並以此作為預設而試圖將日本、中國等都納入世界一個模式,並就此準備討論中國的歷史分期。

    論戰的導火線是前面提到的宇都宮清吉發表《東洋中世史的領域》,肯定內藤湖南的歷史分期,亦對其歷史分期體系中的不夠確切處提出意見。引出歷研派的論戰。1948年,前田直典在發表《東亞的古代之終結》。在肯定內藤湖南是真正能夠洞察中國歷史的的同時,基於唯物主義的立場和觀點,據他的老師加藤繁在中國經濟史方面的實證研究成果,對內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說提出異議。石母田正在1944完成《中世的世界之形成》一書,依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加藤繁的大莊園制、周藤吉之的宋元時期佃戶制的實證研究,建立了宋代中世說,與內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說對立。1961年的西嶋定生刊出《中國古代帝國的形成和構造》,放棄原來的秦漢帝國是豪族支配小農體制的意見,提出皇帝通過二十等爵制對人民建立「個別人身的支配」觀點。可看做是論戰重點的轉移。日本學者開始意識到,不應該僅根據生產者的身分是奴隸還是農奴來爭辯時代性質,而應該更多地注意國家、農奴制與「個別人身的支配」之間的實際關係。 

    到1950-1960年代的爭論過程中,日本學者遇到了方法論上的問題,因為社會發展中,東方與西方有許多不同之處。1980年代初歷史學研究會的主題是「地域社會研究」,即是受施堅雅等歐美流行區域研究的影響[5]學術風氣的轉變還表現在「中國史研究會」的學者上,他們直接拋棄了內藤湖南的近世說,也丟開了後宋時期是封建社會的模式。他們考察從戰國時代到20世紀的全部中國歷史上的專制國家的興起和沒落,致力於發展一種能夠據以解釋中國走向近代的特殊的國家理論。

     

    捌、美國學者對唐宋轉型的見解

    劉子健在《宋代中國的變化:是更新呢? 還是創新?》。的編導言中說:「歷史學家在日本漢學家的激發之下,開始把宋代看做中國史上的真正具有型塑作用的時期之一,是社會、經濟、政治、思維各個方面都有廣泛發展的時期,這些發展大大有助於形成直到20世紀的中國的面貌。」可知1960年代末,美國的宋史學者才開始注意宋代的變化,此前則是把宋代看成積貧積弱,只有文學和哲學的朝代。

    誠如文前所述,由於1955年宮川尚志在《遠東季刊》上發表的介紹唐宋變革說,將內藤湖南的學說引介到西方,因此研究前近代的美國學者,多認為唐宋之際是從中古轉向近世的階段;跨越兩宋研究明清史的,則傾向於日本「歷研派」意見。

    1982年郝若貝發表《750-1550年中國的人口、政治、社會轉型》指出在750-1550年間,中國的人口、政治、社會面貌發生了絕大變化。但是,在後續的幾百年內,物質進步的速率和其他各方面伴生的成就都不能與之比擬。他試圖找到一種概念框架,用以解釋中國各個不同地域發展的內在動力。他觀察到帝國內部高密度人口地區的擴散引發了行政上的困難,從而導致中央權威的下放,中央政府的官僚化進程也趨於停滯。過去壟斷著國家高級職位的半世襲的職業官僚階層日趨沒落,被地方性士紳家族所取代。於是,郝若貝質疑內藤湖南的宋代發生了向君主獨裁制度的轉變的說法。另外,郝若貝注意考察兩宋之間士大夫的差異,從江南經濟最發達的華南地區大族考察,發現南宋的社會文化精英的志向和心態顯然與北宋的不同。北宋精英大多懷有報效朝廷;到了南宋,紮根地方開始成為他們的主要選項。

    韓明士繼續郝若貝的研究,他選定的個案研究對象是撫州地方士紳,得出結論為北宋通行跨越州域的婚姻,而南宋婚姻則多限於府州之內。可見「郝—韓說」強調兩宋的精英起了變化,兩個時期的士大夫的心態和作為不同,北宋的士大夫志在出仕中央,南宋則是地域精英的時代。 

    「郝—韓說」主張劃出北宋南宋之間的分野,研究趨向主要是把握南宋和後世中國社會的連續性,寧將北宋視為唐代的延長,也要把南宋和後宋時代密切相聯繫。與內藤湖南假說不同的是,「郝—韓說」主要在於重視兩宋之間的斷層甚於重視唐宋變革。 

    歐美史學近年流行「新社會史」,影響及於中國前近代史的研究。「新社會史」雖然仍舊研究帝制國家和統治著社會的階級,但是以研究非精英集團的作用為主要任務,亦即將重心從研究士紳的領導權轉向研究權力的社會基礎,如農民、雇傭、商人、城市社團、宗教結社等的作用。這一研究重心的移動, 顯然已經對唐宋變革的研究發生了影響[6]

     

    玖、參考資料

    1.邱添生,《唐宋變革期的政經與社會》(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

    2.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第1輯(2006年3月)。

    3.高明士,〈唐宋間歷史變革之時代性質的論戰〉,《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臺北:明文出版,1987)。

    4.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我和隋唐、中亞史研究〉,《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廣西:廣西師範大學,2008)。

    5.盧建榮,〈一個被誇大了的變遷解釋模式:從邱添生一生致力引介日本唐宋變革論述談起〉,《社會/文化史集刊》,第4輯(2010年7月),頁7-35。

     

    後記:因為是報告用的講稿,所以才把名字都框起來,不是指人死掉的意思,特別說明一下。

     


      [1]張廣達認為中日學術生態不同,故唐宋變革的假說先產生於日本。另一說為夏曾佑的《中國古代史》可能影響內藤湖南;而陳寅恪錢穆在《中國文化史導論》的論述則可能係受內藤湖南影響所提出,見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第1輯(2006年3月),頁135。惟張廣達也提到內藤湖南對夏曾佑該書評價甚高,見《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頁73。

      [2]唐宋變革簡介的細項與〈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略有不同,係參考高明士,〈唐宋間歷史變革之時代性質的論戰〉,《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臺北:明文出版,1987),頁105-107。

      [3]這裡略去了二戰以後野原四郎增井經夫池田誠五井直弘增淵龍夫等多人對內藤湖南的批評,請參考《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頁91-93。

      [4]宮崎市定補充後,周藤吉之柳田節子仁井田陞對此又做出回應,詳見下文,或參考高明士,〈唐宋間歷史變革之時代性質的論戰〉,《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頁107-116。

      [5]這裡略去了森正夫谷川道雄濱下武志重田德斯波義信夫馬進岸本美緒等人研究地域社會的論點,請參考《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頁104-105。

      [6]此可參考盧建榮,〈一個被誇大了的變遷解釋模式:從邱添生一生致力引介日本唐宋變革論述談起〉,《社會/文化史集刊》,第4輯(2010年7月),頁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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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怡紅公子
      • 一中.....你是我在暨南認識的那一個一中嗎?
      • 被發現了。

        okplaymayday 於 2011/10/02 21:14 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