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駐臺代表對部落客馬克的作品類似希特勒而提出抗議,猶記不久前他們也對軍聞社網站上面刊有學員穿納粹軍服的相片而抗議。前次軍服風波尚可理解,可是這次馬克的作品壓根不存在宣揚納粹主義的可能性。接連的事件,使我在反思大眾對歷史的認知不足外,又產生了一種再反思的想法。試問當以色列駐臺代表對馬克提出指責時,有沒有想過巴勒斯坦呢?

事實上,穿納粹軍服並不表示鼓勵納粹;拒買馬克的商品亦不代表支持和平。龍應台女士在《百年思索》中有一篇名為〈暴君的紅唇〉的文章,提到她在曾在威尼斯看過以毛澤東為主題的藝術展,也在德國的友人家中看到了Andy Warhol繪製的毛澤東藝術像。龍應台責問起友人是否知道有多少人死在毛澤東的手上,豈能在家中客廳掛起毛澤東的畫像呢?可是龍應台應該知道蔣中正殺的人同樣不少,在兩蔣娃娃與各種蔣中正周邊商品販售之時,似乎沒看到她有反對的意見。龍應台如何想,我無從知曉,不過在大江大海之後,她一定能體悟到百姓的犧牲是權力鬥爭下的必然,歷史人物如何能夠輕易地以殺人多寡來評判。

歷史必須記取,但記取的方式絕不是劃出一條禁忌的紅線,限制人們的行為、扼殺藝術家的創意。胡適在十七歲的時候,曾在報紙上發表破除迷信的看法,他引用了《禮記‧王制》:「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者,殺。」的這一段話,可是五十年後卻深感後悔,他發現社會中絕大多數人是信神的,居然能夠有雅量去容忍胡適的無神論。看到以色列駐臺代表,我想起了胡適,那個無法容忍異己的青年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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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遊於歷史與現代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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