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李培德教授在〈導論:香港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十九世紀至1988年書籍出版的統計和分析〉中進行的統計分析,我有幾點地方不太明白:

其一、李氏分析道:「第四,前面提及的學位論文統計,英文論文有壓到性的優勢,其中以法政外交和考古地理數量最多,英文對中文的比例分別是1.27及1.61比1[1]」但是查「表三:中英文著述於不同性質分類之比較」,如下:

 

通論

法政
外交

經濟

社會

文化

教育

宗教

地方史

軍事

考古
地理
交通

總數

學位論文

0(3)

3(34)

1(17)

5(29)

4(10)

2(19)

3(9)

2(30)

0(2)

2(9)

22(162)

 應該是法政外交、地方史、社會數量較多才對。至於中文的比例,我不清楚作者引言中的比例是如何計算的,但若按照中文書除以中文書得到的中/英書籍比例,應是下表:

 

通論

法政
外交

經濟

社會

文化

教育

宗教

地方史

軍事

考古
地理
交通

總數

中/英比

 _

11.3

17

5.8

2.5

9.5

3

15

 _

4.5

 7.3

 其二、作者在表三中將著述的性質區分「學術」、「學位論文」、「政府」、「政府出版」、「個人、公司團體出版」、「工具參考」、「出版資料不全」[2]。其中學位論文為何不歸類為學術,是因為統計需要而特別劃分出來抑或其他原因?作者並沒有解釋。而同表中「出版資料不全」的性質也令人感到疑惑,「出版資料不全」是否不能為其內容區分呢?

 其三、第二小節大量的中/英文書籍統計表格與後文的關聯性似乎較小,除「表四、中英文著述於不同分類和出版年代之比較」可做為後文1980年代本地意識加強,香港史逐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因此著作量增多的參考外。其他像是1990年代,大陸學者基於香港回歸的問題,開始大量研究、出版香港史著作[3],亦無法從前表中窺得情況。

此外,李氏在文末有意將香港史的發展與上海、澳門、臺灣等地區的歷史做比較。事實上,若李氏想將香港史發展的脈絡與臺灣比較,會發現兩者何其相似,起先都不受中國學者重視,兩者都曾因六、七年代中國閉關,而吸引外籍學者進行研究 [4]陳紹馨還撰文表示臺灣是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兩者亦都是到歷經本土意識抬頭後才逐漸成為顯學,且皆提倡將在地史放入全球史的脈絡中理解。只是臺灣史的發展又因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顯得更趨複雜。

      
 


 

[1]李培德,〈導論:香港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十九世紀至1988年書籍出版的統計和分析〉,頁14

[2]李培德,〈導論:香港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十九世紀至1988年書籍出版的統計和分析〉,頁15

[3]李培德,〈導論:香港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十九世紀至1988年書籍出版的統計和分析〉,頁22

[4]李培德,〈導論:香港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十九世紀至1988年書籍出版的統計和分析〉,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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