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王成勉教授,〈明末士人的抉擇:論近年明清轉接時期之研究〉的摘要[1] 作者在前言的地方首先提到明清轉接時期的時間定界問題,現代學者均擴大學術的著眼點,不再將時間起點局限在後金成立(1616)、改號大清(1636)、清兵入關(1644),亦不將永曆帝死亡(1662)、三藩之亂平定(1681)、臺灣收復(1683)視為終點。而應把整個變動的時代當做一個整體,時間點應上溯到萬曆中期(1590),下則至雍正中期(1730),諸如謝國楨、黃仁宇、白樂日(Etienne Balazs)等人均持此類似的觀點進行研究。傳統學者在討論滿清征服中國時的明朝士人,以往比較重視少數的反清的遺民,但士人降清與否,不僅是個人的志節選擇,還有家庭、社會、甚至是對新政權的看法都是考慮的項目。大多數的士人選擇降清,其因素為何?清朝又如何運用這批士人?都成了現今學界所重視的問題。 

        其次作者對明遺民的分類做討論,他提到幾乎所有的漢學家在討論中國士人的歸隱時,都採用了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在“Confucian Eremitism in the Yüan Period.(元代儒家的隱逸)的分類模式,即士人在反抗、出仕外,尚可採取隱逸的方式,而隱逸又可細分為基於理學中對亡朝「忠」思想的義務性隱逸,以及基於個人良知或直覺認為不適合的自願性隱逸。但這種分類不夠詳細和全面,例如有些士人在明末時已隱居、或者亦有士人是因為其父抗清,基於孝道才選擇不仕,這些例外的行為都不能算是忠於明朝。

有些學者注意到在探討士人是否忠於明朝時,必須留意到他們的年紀,此可以1644年為界,在此時間點的士人若未成年,不須強求其對明朝的忠心。觀察清初幾個思想家,可以看到幾個特點,麥穆倫(Ian McMorran)研究王夫之投身永曆朝抗清的經過,發現王夫之也在陷入永曆朝的黨爭中,這可顯示有些士人不仕的原因可能與在南明政爭受到挫折有關。而裴德生(Willard J. Peterson)認為顧炎武拒絕新朝的原因,在於他接受繼母囑咐其勿事異朝的遺命,可看出顧炎武在忠孝的抉擇中是以孝為先,此似乎也是一種不仕的可能。雖然顧炎武本人拒絕與清政府有所接觸,但從他的交友情況中,仍可看出他對明朝的盡忠的原則,如鼎革之後,顧炎武對於年紀較大的友人中,只保留與那些隱逸的遺老有所往來,但對於年輕一輩的朋友,則不在乎他們是否出仕,甚至他的侄兒們也位居清朝要職。

為了反對滿清的統治,呂留良、王夫之等人的作品中都流露出強烈種族主義色彩,王夫之提出「保類衛群」的觀念,將異族之政權視為大悖紀群之義,居蜜(Wiens Mi Chu)認為此相當類似近代的民族國家思想。但是這些明遺民對於纂修明史的工作,卻有著不同的看法,雖然士人大多同意這是清朝企圖勾引他們變節的手段,卻又害怕清人對明史有扭曲的行為。所以遺民雖拒絕參與,但仍關心明史的纂修情況,如顧炎武提供意見給負責編修的姪子徐元文與學生潘耒、黃宗羲則提供自己的藏書,同時也推薦自己的兒子參與明史的編纂,這些遺民關心明史的修纂,可視為是於對故國最後之忠貞。

作者繼而探討年輕一輩的士人對於改朝換代的反應,這些人揹負的包袱較少,許多人選擇入仕,也有像呂留良、李顒這樣選擇隱逸的人。錢穆、蕭公權、蕭一山都一致地認為呂留良編輯許多文選的目的並不在營利或學術本身,而是試圖透過義理選文,透過這些文選的傳達的思想宣揚自己的種族與道德觀念。而李顒為明盡忠的方式是透過他詮釋「道」的觀念來進行,因傳統的思想是把君主的德行和天命對應,故李顒提出學問不昌的說法,試圖反證滿人失德,造成天命論亂的局面,此類運用理學或天命觀間接批評時政,可謂清初文風的特色之一。

在明末清初生長的一代,往往是左右為難的,既景仰明末的英雄與士人的氣節,又須面對日益穩固的異族政權。雖忿恨漢人科舉的名額較少,卻又對清朝的文治與武功欽慕不已。這一代的人多半視自己為清朝子民,能自在地清朝官員交往,對於做官的機會也會積極反映,如被博學宏詞科舉薦的士人對此都感到榮幸,此外編纂明史計畫的文人也都是這一代的士人。但這並非表示他們明朝沒有感情,他們所處的環境中仍常接觸到父執輩以及相關文集,這樣的矛盾也帶動的文風轉變,過去文人重視政治、哲學等大道,一改轉為小人物或從前不重視的細物。張春樹與駱雪倫在其著作“K'ung Shang-jen and His T'ao-hua Shan.(孔尚任和他的桃花扇)中以孔尚任為例,指出孔尚任雖身於1684年,但卻藉戲劇描述南明的悲劇,提供一個歷史的教訓,表現出明清轉接時期,環境動盪對士人的衝擊。

作者接下來將分析清朝開宏詞科、編纂明史等項目的政治效用,他觀察相關研究,列舉出兩種分歧的看法。第一種是裴德生在“The life of Ku Yen-wu 1613-1682(顧炎武的一生1613-1682)的看法,其認為博學宏詞科並沒有實際的政治效果,裴氏指出大多數參加考試的人都在清朝官場任職過,或是已經參加過科舉的考試的,並未到吸引忠明之士。進一步分析被舉薦來考宏詞科的人中,拒考的人佔少數,應考的人中只有五、六位曾考取的明朝的進士或舉人,但他們均未在1679年的宏詞科中錄取,由於考試的時機在三藩之亂聲勢轉弱之際,所以裴氏認為此舉主要是清朝政府希望能藉此恢復帝國的和平和信心,並非在攏絡南明士人。而蕭一山《清代通史》與呂士朋的〈清代的崇儒與漢化〉則有不同的見解,他們認為宏詞科的甄試、明史的修纂兩件事打破了中國士人對滿人統治上的心理壓力,分析錄取的五十個人中,有四十人是來自江、浙兩省。凱斯勒(kessler Lawrence D.)在“chinese scholars and the early manchu state.(漢族士人和早期的滿清政權)認為此舉是康熙注意到南北衝突,因此刻意要延攬江南人士,試圖在爭取當年抗清最烈之地的士人認同。另闢宏詞科同時亦引起一般的官員對這批特別甄試出身的側目,甚將其稱為「野翰林」,故宏詞科的另一項效果是將士人對滿人的種族攻擊轉向對同輩文人的出身攻擊。

 

而後作者將視角轉移到士人的中國文化主義,引述藍德彰(Langlois, John D. Jr)在“Chinese Culturalism and the Yuan Analogy.(中國文化主義與元朝的類似性)的研究,指出清初士人多以文化主義的觀點來看待清朝統治,企圖從上一次元朝的歷史中找到可以對比或類推的例子。當時的士人研究被元朝統治的經驗,發現中國文化在異族統治下依然能繼續發揚,甚至是發揚最好的時機,因為異族統治的時候,政府和法令都相對地較寬鬆,學者們能夠較無拘束的創作。士人有保存中國文化的使命感,感覺文化的傳承才是至關重要的,造成了清初文化主義的盛行,且對文化的忠更勝狹義上對政治的忠。另一方面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在“Romantics, Stoics, and Martyr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十七世紀中國的浪漫、節制與殉義)從文人的角度著手,將文人分為風流、節制與殉義,分別代表與滿清合作者的士人、對明朝保持忠人的士人與三藩之亂之對清朝守死節的漢人士族。其中錢謙益、吳偉業屬於第一類,他們注重真情的流露與對生活的享受,滿清入主後立刻採取投降的立場;顧炎武、萬壽祺屬於第二類,他們採取隱逸或出家的方式遠離現實;范承謨、馬雄鎮屬於第三類,他們在三藩之亂中寧死不降三藩,為清盡忠。魏氏將這三類的人稱為悲嘆過去、忍受現代和支持未來。

作者最後討論的是降清人物的研究,點出過去降清的士人往往成為史家抨擊的對象,這是受到傳統觀念與「貳臣傳」的再塑造影響所致,但是在明清轉接時,投降的士人佔大多數,如果只侷限在研究少數抗清的人物,試圖以此概括當時的士人,不但會有誤導的現象,且無法解釋清人在征服的過程迅速且穩定的原因。杜維運也認為降清的許多文人除對清朝政治有貢獻外,在文學與史學方面也均佔有一席之地,不可因其降清而廢其所學。近代已有學者對錢謙益、吳偉業、洪承疇等貳臣進行研究,以錢謙益為例,他雖在南明時與奸臣為伍、清兵進逼時又率員降清,但從其詩文中可看出內心的掙扎與痛苦。又如吳偉業起初既未附和起義亦未降清,卻在隱居時受清人徵召出仕,但出仕時又逢朝廷南北政爭,母喪丁憂歸鄉後,對仕清後悔不已,無奈已負貳臣之明。據孫克寬於〈吳梅村北行前後詩〉表示,從吳偉業的事體中可看出當時文人的尷尬,孫氏分析中國文人搖擺不定的個性:一、好名;二、怕死;三、不甘寂寞。然而並非所有的士人都有大批的文集傳世,洪承疇雖在降清前編寫過文集,但在降清後就沒留下任何隻字片語,這並非表示洪承疇放棄中國文化或背棄自己的過去,從洪承疇在事清的過程中可窺得他盡力在恢復明朝制度,甚至勸順治皇帝學習中國經典,嘗試以中國禮儀與文化規勸清帝,亦是一條採取文化主義的路線。

在結論的地方作者提到研究明清之際士人所遇到的困境,其一、史料數量極為龐大,包括各種明、清官編史書、清代檔案史料叢編、內閣大庫檔外,還有散佈於國外的筆記、小說與文案。除外,眾多的筆記小說中含有虛構、增竄、相互矛盾的論述,整理起來頗為費力。其二、在已經發表的論著中,固然有許多具有見地,但整體而言只不過為後來者開闢一個方向和觀點,並不表示這些論著可以做為定論,因有許多研究的推斷過於大膽,以及有許多未解決的課題仍待研究。例如有些研究過於重視吳三桂在起兵後與明遺民的關係,認為遺民不願幫助吳三桂即是默受清朝統治,或至少放棄漢人逐滿的希望,但種解釋並沒有注意到士人對吳三桂的看法,因吳三桂本身就是引清兵入關的禍首,士人自然不願響應吳三桂。再從明史編纂計畫為例,有些學者認為忠明人士間接地參與編纂可視為立場的轉變,但如文前所論述,編纂明史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為明盡忠才是。其三、對於清初士人的心態雖已有文章進行分析,但仍無法自圓其說,如在明遺民的交友上,仍出現了問題,以呂留良為例,呂留良是極度反滿之士,甚至譴責黃宗羲協助編纂明史,但他仍與錢謙益有所交往,可顯示士人的交往很難以單一的原則去概括。

 

後記:王成勉教授還有一篇〈再論明末士人的抉擇─近二十年的研究與創新〉[2],我改天再寫。 

 


[1]王成勉,〈明末士人的抉擇:論近年明清轉接時期之研究〉,《食貨月刊》,15:10(臺北,1986.10),頁65-75

[2]王成勉, 〈再論明末士人的抉擇─近二十年的研究與創新〉,《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視野論文集(一)》(臺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系,2007),頁23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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