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渡臺時間約在康熙中葉以後,即客家遷徙運動的第四時期。羅香林分析原因為清廷克服臺灣,鄭氏部眾多逃亡南洋群島,全臺空虛,致使廣東嘉應各屬客家,有此良好的機會,又復盛向臺灣經營。並引《臺灣從軍義民紀略》:「客人者,嘉、平、鎮三州邑僑寓之人也。先是臺灣,明亡,鄭氏據有其地;康熙初,始入版圖,內地流人僑寓者,閩人謂之犵佬,粵人謂之客人。」以為證明[1]

然而,羅香林用「又復盛向臺灣經營」形容嘉應各屬的客家人遷情形,似乎表示在此之前臺灣已有客家移民。可惜《客家研究導論》中對此卻沒有比較詳細的分析。事實上,清領之前臺灣已有漢人居住,但臺灣未被納入版圖管轄,故移民的人數較少,其中大部分又為海盜。除了明朝中葉陳第旅遊留下的見聞外[2],其他漢人留下的文獻記載不多,也缺乏記載客家相關的材料。不過,十七世紀歐洲人在臺灣活動時,有留下相關的見聞紀錄,其中有關於客家人移民到臺灣的記錄,這些材料後來經歐洲史學家整理成專書出版,雖然內容不甚正確,但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參考價值。再加上鄭氏時期漢人的文獻材料,大略可以描繪出早期客家移民臺灣的輪廓。

 

西洋文獻中關於早期客家移民的記載

德國史學家魏斯(Wirth Albrech)在其著作《臺灣之歷史》裡有關於客家移民的記錄。文中首先分析中國人的移民臺灣的時間,大約不會早於1600年,最早移民的是福建人或客家人。而客家人可能是韃靼人的後裔,因為客家人是從北方遷徙到南方的,體型很像韃靼人,在人種上與中國人不同。魏斯形容客家人個性堅強,但被漢人壓迫,所以移民到臺灣,他寫道:「他們(客家人)雖然堅強能幹,而在大陸上被輕視壓迫,覺得毫無改善其生活的希望,於是其中的許多人決心離開人心偏狹的大陸,而到臺灣去求新的住所。」到了臺灣以後,魏斯描述:「客家人也入凶狠好鬥的臺灣土人之間,開墾荒地而堅守之。他們最初大概是做獵夫和農夫的因為臺灣直到海邊為止生長著茂密的原始林。後來他們也做鐵工、木匠、和行商。凡在一個地方住下的人,都會招親友過去住[3]

雖然魏斯的描述並非完全正確,尤其文中認為客家人非漢人的說法更與羅香林不一致,但羅香林的研究過於重視客家情感,對客家人帶有過多的溢美之詞,其認為客家人是中原士族後裔的觀點也帶有「客家地方主義」的心態。他的觀點近來已受到修正,如戴國煇認為「客家」與其是種族概念,不如說是文化概念,因為在遷徙的過程必然與外地文化產生同化(或被同化)形成新文化。因此對於客家人是否為純正漢人的問題陳支平也有新的看法,認為客家民系的形成是與其他民系接觸融合而形成,不再堅持血統純正與否[4]。江運貴更以人類學的觀點提出客家人可能不是漢人,而是東北亞蒙古人種與中原本土原住民族通婚的混血種[5],與魏斯的論述可說相當接近。

另外一位德國史學家里斯(Ludwig Riess) 撰寫的《臺灣島史》中也有一章特別介紹客家人渡臺原委[6],內容即是描述十七世紀前後客家人渡臺的情況。但全章實際提到客家相關的部分不多,在簡單的講述客家人渡的情況後,大部分的篇幅講述的是以臺灣做為中繼,歐洲與中國的貿易情況。

文章首先提到客家人在中國的遷徙特性,寫道:「客家卻對自己種族之出處不明,甚至連自己的祖先之埋葬地也不知曉之流浪的客家族。」而後描述客家人遷臺的原因為:「客家族到底不能與南方的擁有本籍權之中國商工們嘗試競爭,因此他們遺棄中國大陸而開始陸續渡臺,做為鐵匠、農夫與商工而得營謀其相宜之生活。」接著敘述渡臺的時間與數量:「(客家人)移居臺灣漸趨成功,至十七世紀初為止持續約有兩百餘年,移居臺灣本島的一時只不過二、三人以上至數家族,但因此在中國大陸的客家族之人口數卻顯著地減少。結果全種族的三分之一匯集在臺灣。」文中最後關於客家的記載是與荷蘭人的接觸,寫道:「從中國大陸流浪而渡臺的客家族,散住在臺灣島西部及平原的諸種族之間。到十七世紀中葉,荷蘭人與臺灣島酋長之交涉由客家族擔任翻譯,他們與中國人毫無差別。對臺灣物產與外國交易也進了大力[7]

        顯然里斯對客家人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如文中描述客家人「流浪」的遷徙特性,以及「種族不明」,這些在羅香林還未提出「民系」的概念;客家研究尚未發展時都是可以成立的。但文中存在著一些明顯的錯誤,像是提到南遷的客家人無法與本籍的商工競爭進而向臺灣遷徙,又言移民臺灣的人數為整體人數的三分之一,都是不甚正確的論述。戴國煇認為里斯的資料主要來自於荷蘭殖民當局、教會以及歐洲探險家的紀錄,雖然部分內容與事實不符,但仍可以做為研究參考,比方說客家人擔任過翻譯的事情鮮為人知,就值得多加留意[8]

尹章義則認為里斯雖未特別說明文獻來源,不過可從《巴達維亞城日記》中可找到一些蛛絲馬跡,以前文中提到的客家人曾擔任荷蘭人翻譯為例,《巴達維亞城日記》1624226日亦記載:「各村(原住民)男人的住屋中,都有一、二、三,甚至五、六個中國人同居說馬來話並使用大量的中國話成為不甚一致的混合語。」由於明末的海盜多為粵東人,如林道乾為潮州惠來人、林鳳為潮州饒平人,惠來、饒平有許多客家人分布期間。因此尹章義推論,若客家人隨海盜赴,經過五、六十年與臺灣原住民的交往,到了天啟年間,應可形成《巴達維亞城日記》中所謂的「混合語」[9]

除外,戴維遜 (James W. Davidson)在《台灣之過去與現在》也表示第一批移居台灣的人是客家人,其中有不少人在荷蘭人之前已經來了,他指出客家即「外來人」之意,其性格勤勉、天性兇悍。戴維森並與猶太人比較,寫道:「他們(客家人)和猶太人一樣從甲地被趕到乙地,雖然勤儉,沒有可稱為他們自己所有的土地。」因為被迫害而來到臺灣,戴維遜可能參考過里斯的文獻,在人數上也稱:「廣東省內有三分之一的客家人於一個世紀中移民到臺灣島[10]

 

鄭氏治時期的客家移民

鄭氏治時期,共有二次的移民潮,第一次為康熙元年(1662)鄭成功渡時所攜帶的部眾,第二次為康熙十三年(1674)鄭經響應三藩之亂,渡海西征,至康熙十五年(1676),返回臺灣後帶回的兵卒與居民,雖然清廷治之初,曾下令將居民遣回原籍,但留下來的居民甚多。此外,還有被擄或偷渡來臺的居民,皆不乏有客家人。

鄭成功克臺前,游移於泉、漳沿海,後轉進粵東,在征臺前亦先往潮州補糧。因此,尹章義認為鄭氏軍隊中,除了泉、籍士兵外,應也有相當多粵東、潮州、閩西汀洲的客家人隨之赴。此可從鄭氏政權的將領籍貫觀察,如《臺灣外記》載:()國軒,汀州府長汀縣賴坑人[11]」實為客家人,亦有陳永華為客家人之說[12]林衡道估計鄭氏部隊初到臺灣時,約有三分之二為福人;三分之一為客家人[13]

康熙十三年(1674)鄭經應耿精之邀西渡,響應三藩之亂。卻與耿精忠內鬨,鄭經先佔領同安,又陸續佔領漳、泉、潮三府[14],潮、惠等客家人散布區又成為鄭氏根據地。康熙十五年(1676),鄭經以會師江南借道汀州為名圖進粵省,後三藩兵敗,鄭經東渡時帶回了部分客家人散布區的居民,其將領邱煇撤退時,亦曾向江勝提議:「今者銅山、粵東雖無舟楫,而啟聖必移師南澳、達濠,孤軍恐難與敵。欲將埠頭居民悉移東都,何如?」江勝回答:「此萬全之策[15]。是為第二次的客家移民[16]

在兩次移民潮主要是男性,未能攜帶家眷。所以邱煇也劫掠婦女赴臺,《臺灣外記》載:「時邱煇自踞達濠有年,橫行無忌,官軍無奈之何。所有擄掠婦女,悉係臺灣船隻販買,因而室家日多[17]」《潮陽縣志》亦載:「邱煇綽號臭紅肉頻年海上跳梁勢甚烈,是月由練江入和平,劫前後諸鄉,男婦米穀悉載出海[18]

雖然林衡道估計鄭成功的部隊客家人相當多,但王東對於鄭氏時期移民到臺灣的客家人數有不同的看法,他估計鄭氏時期遷入臺灣的閩粵人民,以福海系的居民為絕對多數,廣東潮州遷入的主要也是閩南人,客家人只占其中很少的部分,客家人大規模的移民是在康熙中葉以[19]

 

禁令與潮惠移民

一般熟知的渡三禁,分別為第一、內地商民來貿易者,須由臺廈道查明發給路照。第二、渡臺者不得攜帶家眷,已在臺者不得搬眷來臺。第三、禁粵地人民渡臺。將此三禁合為一談,始見於伊能嘉矩的《臺灣文化誌》,故林正慧認為其真實性有待考證[20]。但清廷確實對移民臺灣有相關禁令,內容與渡臺三禁差不多,都是限制惠、潮人民不得渡臺。《臺灣通史》云:「初,延平郡王成功克臺之歲,清廷詔遷沿海居民,禁接濟,至是許開海禁,設海防同知於鹿耳門,准通商;赴臺者不許攜眷。琅以惠、潮之民多通海,特禁往來[21]」〈理臺末議〉亦載:「臺灣始入版圖,為五方雜處之區,而閩、粵之人尤多。先時,鄭逆竊踞海上,開墾十無二、三。迨鄭逆平後,招徠墾田報賦。終將軍施琅之世,嚴禁粵中惠、潮之民,不許渡臺;蓋惡惠、潮之地,數為海盜淵藪而積習未忘也。琅沒,漸弛其禁,惠、潮民乃得越渡[22]。」

        由引文可知禁止惠、潮人民渡實為施所限制,待施死後,禁令才逐漸開放,而禁令似於施之手,無關政令。據林正慧的研究,粵人合法渡亦非施死後立即開放,以廣東鎮平縣(蕉嶺縣)為例,遲至雍正三年(1725)才解禁。另一方面,林正慧認為海盜與僻居山區的客家人並不相關,且客家人與廣東沿海一帶的人民在語言、文化上均有相當大的差異。禁潮、惠人渡臺,是否亦將山區的客家人包括在內,還待深究。除外,此禁令未涵蓋福建省汀州府的客家人,這亦或是汀州移民在下淡水佔有相當比例之因[23]

        渡臺的潮、惠人民,在稱呼上被冠上「客」,尹章義認為「客」指的是客家人,但林正慧認為是當時官員或閩人以粵人隔省流寓,由粵至閩屬臺灣墾殖,故稱其為「客」[24]。這些人民春時往耕,秋成回籍。《平臺紀略》載:「廣東潮惠人民,在臺種地傭工,謂之客子。所居莊曰客莊。……往年渡禁稍寬,皆于歲終賣穀還粵,置產贍家,春初又復之臺,歲以為常[25]」雖然「客子」、「客莊」非專指客家人,但確實有客家人於此後紛紛渡開墾。

2011 年6月27日補記:其實外國學者關於客家人的研究頗多,可參考程志遠,《客家源流與分佈》(香港:天馬出版社,1994)的〈外國人對客家人的評價〉一 節,其中王東在《客家學導論》(臺北:南天書局,1998)的第二章〈客家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也援引該書並做了扼要的介紹如下:美國有羅伯‧史密斯的 《中國的客家》、肯貝爾的《客家源流與遷徙》、拜爾德耳的《客話通易》與《客話淺說》、韓廷敦的《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的特性》。英國有愛德爾的《客家人種 志略》與《客家歷史概要》、史祿國的《中國東部和廣東的人種》、法國有賴里查斯的《客法詞典》。至於日本學界就更多了,如高木桂藏的《客家》、中川學的 《華人社會與客家研究的現代課題》,詳細的內容可參考鍾漢清,〈日本客家研究序說〉,收入在《 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

 

參考資料

一、史料

1.史范咸/纂輯,《重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05)(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87)

2.江日昇,《臺灣外記》(臺灣文獻叢刊第56)(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95)

3.里斯(Ludwig Riess)/著、周學普/譯,《臺灣島史》,收入《臺灣經濟史三集》(臺灣研究叢刊第34)(臺北:臺灣銀行經濟室,1956)

4.夏琳,《海紀輯要》(臺灣文獻叢刊第22)(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95)

5.連橫,《臺灣通史》(臺灣文獻叢刊第128)(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87)

6.戴維遜 (James W. Davidson)/、蔡啟恆/譯,《台灣之過去與現在》(臺灣研究叢刊第107)(北:臺灣銀行經濟室,1972)

7.藍鼎元,《平臺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14)(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97)

8.魏斯(Wirth Albrech)/著、周學普/譯,《臺灣之歷史》,收入《臺灣經濟史六集》(臺灣研究叢刊第54)(臺北:臺灣銀行經濟室,1957)

二、專書

1.王東,《客家學導論》(北:南天書局,1998)

2.尹章義,《臺灣客家史研究》(北: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2003)

3.江運貴/、徐漢斌/譯,《客家與台灣》(北:常民文化出版,1996)

4.林正慧,《六堆客家與清代屏東平原》(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8)

5.曾逸昌,《客家概論:蛻變中的客家人》(臺北:曾逸昌出版,2003)

6.黃秀政,《台灣史志新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7)

7.黃秀政,《臺灣史研究》(臺北:臺灣學生出版,1992)

8.戴國煇,《台灣結與中國結》(臺北:遠流出版社,1994)

9.簡俊聰,《臺灣史》(臺北:五南出版,2002)

10.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臺北:南天書局,1992)



[1]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臺北:南天書局,1992),頁61-62

[2]陳第,〈東番記〉收入沈有容/編,《閩海贈言》(臺灣文獻叢刊第56)(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94)

[3]文中提到客家人為韃靼後裔的地方,有括號註明是根據俄國史學家所說,但沒有明確指出是誰及著作,另外魏斯後面的章節提道:「1860年左右,受了大陸上為一個客家人所領導的太平天國叛亂之影響。」可見他文中提到的客家族,和現在我們認知的客家族為的是同一個。魏斯(Wirth Albrech)/著、周學普/譯,《臺灣之歷史》,收入《臺灣經濟史六集》(臺灣研究叢刊第54)(臺北:臺灣銀行經濟室,1957),頁30,46

[4]羅香林雖然表示漢族為一個混合無數民族血統而形成的民族,在解釋客家民系及血緣時,也駁斥了對客家血緣「純粹」、「精華」的研究論調。但情感上仍不免心向客家,而有客家終究「少點混化」的說法,見氏著《客家研究導論》,頁37,68-73。並參考王東,《客家學導論》(北:南天書局,1998),頁49-50。黃秀政,〈羅香林教授對客家研究的貢獻〉,《興大歷史學報》,第18(20076),後更名〈羅香林與客家研究〉,收入氏著《台灣史志新論》(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7),頁365-367。客家人血統之新觀點見陳支平,《客家源流新論:誰是客家人》(臺北:台原出版社,1998),頁143

[5]江運貴/著、徐漢斌/譯,《客家與台灣》(臺北:常民文化出版,1996),頁86-87

[6]里斯(Ludwig Riess),《臺灣島史》(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原以德文發表於《東京德意志自然、民族東亞學會雜誌》,第6卷,第59號。譯本由周學普翻譯,收入《臺灣經濟史三集》(臺灣研究叢刊第34)(臺北:臺灣銀行經濟室,1956)。其中戴國煇亦將專門介紹客家渡臺的第三章譯成〈猶太裔德國史家看客家渡臺之原委〉發表在《漢聲雜誌》,23(198912),後收入氏著,《台灣結與中國結》(臺北:遠流出版社,1994),頁205-215

[7]譯文使用戴國煇版本,見氏著《台灣結與中國結》,頁206-211。並參考里斯,《臺灣島史》,頁9-10

[8]戴國煇,《台灣結與中國結》,頁214-215。並參考簡俊聰,《臺灣史》(北:五南出版,2002),頁219-222

[9]《巴達維亞城日記》譯文轉引自尹章義,《臺灣客家史研究》(臺北: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2003),頁6-7,24

[10]戴維遜 (James W. Davidson)/、蔡啟恆/譯,《台灣之過去與現在》(臺灣研究叢刊第107)(北:臺灣銀行經濟室,1972)6,43。里斯也將客家人與猶太人比較,見氏著《臺灣島史》,頁9-10

[11]江日昇,《臺灣外記》(臺灣文獻叢刊第56)(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95),卷4,頁142

[12]陳永華是否為客家人,還未找到直接材料證明。此參考簡俊聰,《臺灣史》,頁233

[13]林衡道,《鯤島探源》(臺北:稻香出版社,1996)。轉引自曾逸昌,客家概論:蛻變中的客家人(北:曾逸昌出版,2003),頁65

[14]江日昇,《臺灣外記》,卷7,頁289。夏琳,《海紀輯要》(臺灣文獻叢刊第22)(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95),卷2,頁40

[15]江日昇,《臺灣外記》,卷8,頁376

[16]尹章義,《臺灣客家史研究》,頁7-10

[17]江日昇,《臺灣外記》,卷6,頁258  

[18]周恆重/修,《潮陽縣志》(光緒十年刊本),卷13,頁17。轉引自尹章義,《臺灣客家史研究》,頁9

[19]王東,《客家學導論》,頁236

[20]禁即〈臺灣編查流寓六部處分則例〉之第一、四、五條。始見於伊能嘉矩,見氏著《臺灣文化誌》(臺北:南天書局,1994),頁409。轉引自林正慧,《六堆客家與清代屏東平原》(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8),頁44-45。另一種渡臺三禁的說法係將〈臺灣編查流寓六部處分則例〉的第二條拆成兩條,加上第三條。見黃秀政,〈清代治臺政策的再檢討:以渡臺禁令為例〉,原發表在《興大文史學報》,第20期,後收入氏著《臺灣史研究》(臺北:臺灣學生出版,1992)。黃秀政亦是轉引自陳紹馨/纂修《臺灣省通志稿》(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64),卷2,〈人民志‧人口篇〉,頁120

[21]連橫,《臺灣通史》(臺灣文獻叢刊第128)(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87),卷3,頁61

[22]夏之芳,〈理臺末議〉,轉引自史范咸/纂輯,《重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05)(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87),卷11,頁362

[23]林正慧,《六堆客家與清代屏東平原》,頁45-47

[24]尹章義,〈臺灣移民開發史上與客家人相關的幾個問題〉,《輔仁歷史學報》,第2(19908),後收入吳劍雄/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四輯)(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頁280-281。轉引自林正慧,《六堆客家與清代屏東平原》,頁25-26,63-64

[25]藍鼎元,〈粵中風聞臺灣事論〉,收入《平臺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14)(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97),頁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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