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正勝院士的這篇文章最初發表在《新史學》(3卷：4期，1992年)，而後被收錄在氏著《新史學之路》(臺北：三民書局，2004)。這篇文章實在是經典，其實在一年級「史學導論」時就讀過了，到了「中國社會史」時又被列為教材，趁著期末考前的悠閒週末，作個題解，當作複習。
文章的一開始，杜先生就破題表示，所謂的「新社會史」基本上就是法國安娜學派(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提倡的「新史學」。但杜先生要強調，他文中所闡述的「新社會史」並不是原封不動的把安娜學派的那一套移植到當代史學，更包含了他治史的反省與感想。而「新社會史」所提到的「新」，更不是對立於「舊」，僅是相對的概念，是史學經過不同階段的發展結果，只要在主觀上，史學家對自己的研究時時反省；在客觀上，新資料的累積、新觀念的刺激，都會促成一波又一波的新史學。
首先提到反省，杜先生認為以前的歷史研究比較側重於政治、經濟和狹義的社會層面。在「中國社會史論戰」以前，社會史甚至不算是歷史學領域中的一門學科，直到陶希聖後來創辦以社會史為專門的《食貨》雜誌，社會史研究才算進入學術範疇。不過，《食貨》至多只是打下了奠基，並未使社會史研究開花結果，杜先生分析兩岸的史學研究，認為1949年以後的中國以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史學壟斷一切，落入了「教條公式主義的困境」，而臺灣史學雖有受美國史學風氣的影響，引進社會科學等方法，但方法不能對應資料，無所用其技長，則有「社會科學方法的貧困」。所以，杜先生才會在此以過往為鑑，提倡「新社會史」，他以自身的上古史研究為例，用「骨骼與血肉」比擬，說道：「研究周代歷史，若不觸及禮制，即使建構其骨架，由有缺少血肉之憾。軀殼雖具，而遺其精神。」同時，他發現安娜學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勒高夫(Jacques Le Goff)也有類似的見解，勒高夫認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強調生產方式和階級鬥爭為歷史的發展機制，抽象的理論就像「一些骷髏不斷機械地跳著骷髏舞」。勒高夫認為骷髏的血肉可以由心態史補充，而杜先生則將社會史作為當代史學的血肉。
鑑於過往歷史學研究的不足，杜先生為「新社會史」開擬了一套清單，作為未來研究與發展新的領域，共劃分為三個層面：物質、社會、精神。其中物質層面包含生態資源、產業經營、日常生活；社會層面包含親族人倫、角色身分、社群聚落、生活方式；精神層面包含藝文娛樂、生活禮儀、信仰宜忌、生命體認、人生追求。其中每個子項內又分為若干細項，礙於篇幅此不一一列舉(請參考《新史學之路》，頁27-28)。從以上十二個子項中似乎可以發現，「政治」的成分並不包含在內，但這並不意味的「新社會史」將政治排除在外。杜先生補充說明，任何人群都離不開政治，他只是不特別將過去政治史的課題，如政治鬥爭、行政制度作為「新社會史」的直接研究對象而已，就某種層次而言，政治與社會其實相當接近，以道教的神仙世界為例，其幾乎就是中國帝制格局的翻版。
歷史研究注重整體性，社會史並不是從歷史上割裂出來的一部分，而是從社會的觀點去看全部的歷史。杜先生舉英國史社會家屈維林(G.M. Trevelyan)與安娜學派創始人之一布洛赫(Marc Bloch)為例。屈維林在其著作《英國社會史》的序言提到社會史的研究範圍是過去人民的日常生活，包括不同階級及經濟的相互關係，家族與家庭生活，勞動與休閒的條件，人對自然的態度，一般生活條件所反映的每一世代的文化，如宗教、文學、音樂、建築與思想等不同型式。屈維林的社會史研究雖然很早就觸及生活史與各社會層面，但杜先生認為其缺少了「內在」的聯繫，倒是布洛赫在《封建社會》第二部的〈生活條件與心態氣氛〉中已注意到環境與心態的關係。所以，「新社會史」的研究除了全面性外，更要注意各種現象間的聯繫，才能達到真正的整體性。
而後，杜先生就讀書所得，舉了四個小例子，作為「新社會史」研究課題的範例，以下簡略說明之。第一個例子是顧炎武《日知錄》中的一條關於館舍的描寫：「予見天下之為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館舍這個地方行政末節，正好反映了宋以下，中央越來越極權，地方資源日益枯竭的情況，杜先生認為這是能從日常習見習知的事物中發現社會民族的特點，窺知時代風氣轉變的佳例。第二個例子是關於盜墓的記載，史料對盜墓者破壞墳墓的程度及所盜之物都有細緻的規範，這反映的是中國社會組織中以血緣團體為主，重視家族綿延的特質。但杜先生認為從社會層面解釋還嫌不足，《史記‧張釋之列傳》中漢高帝的宗廟的玉環被盜，漢文帝欲對盜者處族罪，但張釋之反對，按法律只能棄市，不能株連親族。何以盜墓罪重於到宗廟？原因在於中國人(道教)認為人死後魂魄雖無微不至，但經常的居所還是墳墓，因此盜墓的重刑，與信仰有密切關信，這是「新社會史」宜重視多層次課題的例子。第三個例子是關於審美觀，中國有髡鬚的刑罰，反映髭鬚是男人不可或缺之物，而從歷代道教諸神像的圖畫中，神祇基本上是以「關公式」鬚髯為主，「張飛式」的鬍鬚可能與中亞高加索血統之摻入有關，杜先生懷疑這也是「中原意識」對待外族的反應，因此從鬍子與審美標準的改變也可以發現國家興衰與文化興替。第四個例子是日常民生，在衣冠方面的改變如趙武靈王「胡服射騎」，將不宜騎馬的裙改為褲，就是戰爭型態與政治社會的變革息息相關的例子。又如中國本來是席地而睡，《禮記》記載：「遷屍於堂又一床。」床本是給疾病死者所用，到唐末五代，胡床傳入，床才普遍作為寢具，這與也是日常生活方式牽涉衛生醫療、文化交流的例子。惟杜先生舉河姆渡文化的「干欄式」，猜測床與南方文化有關。
「新社會史」研究要倚靠各式各樣的新資料，如出土的睡虎地秦簡、馬王堆帛書、敦煌卷子，比傳統的正史文獻提供更多訊息。同時，杜先生強調治史時要進入歷史情境，以同古人之心情的方式理解古代世界。而「新社會史」的終極目標為掌握歷史的特質，所謂特質就是其文化的特色，貫穿於多種事物之中，涉及的對象是全民或大多數人(亦不排除具代表性的個體)。最後，要說明的是，「新社會史」雖然標榜全史，但不是無所不包，仍有重心和範圍，應以「人群」為主要對象，探求各社會與時代人群創造的生活情境、生活方式，所期盼的人生意義等，杜先生以「生命禮俗」四個字概括之。
誠如杜先生自己所言，只要史學家對自己的研究時時反省，一定不時有「新史學」誕生。〈什麼是新社會史〉發表至今已過了近二十年，隨著時空背景的改變，杜先生已為自己的理論作了部分修正，亦有史學家對此作出批評，此是後話，暫且不談。
補記：有網友(或不好意思承認的匿名同學)留言問道，文中杜正勝先生分析早期臺灣史學方法不能對應資料，而有「社會科學方法的貧困」的問題，是什麼意思？以下我還是引杜先生的文章，作為補充。請參考〈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收錄在《新史學》(13卷：3期，2002年)，杜先生寫道：「《食貨》(臺灣復刊版)引用的社會科學方法，主要是計量分析和心理分析，在美國都曾經風行一時，也有少數成功的著作，然而中國史料卻很難應用。中國傳統缺乏數據觀念，即使有，也不精密；至於記錄個人心內的資料更少，過去幾十年只有明清族譜的分析研究稍有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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