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的機會，我聽了張廣達院士的一場講演，講題是他自身的學思歷程。方開場，他便引巫寧坤的回憶錄《一滴淚》與《孤琴》作那個年代的背景介紹，巫寧坤化用凱撒的名言：「我至，我視，我克」(I came, saw and overcame)改作「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I came,I suffered, I survived)，簡短的三句話概括了他坎坷的一生。
張先生受苦的遭際，在他的文集《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中已有扼要的說明，在講演中則更詳盡的講述，如他提到從1957到1979年一生青春都耗費在毛澤東的政爭下，包括1969年至1971年在林彪一號命令下動員到江西的鄱陽湖勞動兩年，走五七道路學農學工，其主要任務是挑糞施肥，並在各種場合下自我檢討，批判自己是右派，誠心反省犯過的錯誤，表示而後積極擁護黨的領導，做了心口不一的巧偽人二十二年之久，在這種人格分裂的詭隨下，他屈從而不倒，以太史公的〈報任安書〉、王陽明的〈瘞旅文〉為勉，並將張載〈西銘〉中的「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改作「生，吾逆適；沒，吾寧也。」以砥礪自己。
這時，我雖早聞巫寧坤之名，但尚且未讀過他的回憶錄。隨後，我在網路上讀了余英時院士為二書寫的長序，余先生長期致力於中國知識分子的研究，不但手著數書，也透過寫序的方式表達關懷，除了此二書之外，尚為史景遷的《天安門》、康正果《出中國記》等書作序，皆收錄在《會友集》中。余先生在序文中提起了另一位知識分子─吳宓，吳宓表面上雖亦不得不向黨低頭，但在日記中卻大為抨擊時政，如1951年8月28日對學習會上的知識分子皆奉毛著的《實踐論》為圭臬，感覺「可笑尤可恥也。」體現了身從心不從的精神。
余先生讀的是1949年以後的《吳宓日記續編》，看到吳宓實踐「殉道」的決心，而於我讀1949年前的吳宓日記，則看到他托佛出世的消極面，如1948年2月9日寫道：「對世間一切人事，取超離之態度，行而無著，行止禍福等，慮而不憂。感情理想等，為而不有。自堅其所信仰，而不求人知或我從，對某一人某一事，絕不視之過重，庶免拘囿或沾滯。」吳宓冷眼看國共，無論是出世還是殉道，都是反映那個時代下知識分子身不由己的無奈。
興許是沒料到毛澤東日後的胡作妄為，吳宓的摯友陳寅恪在早期對於當局思想的禁錮則有強烈的批判。近來中國文壇興起的「陳寅恪熱」，固然是對他學問的景仰，更多的成分也是為他的精神所感。陳寅恪堅持的主張「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載明，誠如在1953年底，他對科學院安排就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的答覆中，直言道：「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錚錚風骨，由此可見。
陳寅恪於〈對科學院的答覆〉中特別提到周一良，想是看到了周一良逐步向當局靠攏，寫了《西洋漢學與胡適》等樣板文章。周一良「畢竟是書生」，晚年也為此做了懺悔，如他寫〈追憶胡適之先生〉，雖對當年自己「不破不立」仍然堅決，卻也承認胡適「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他是一座永遠推不倒的豐碑」。又如在同汪榮祖通信時，提到了早年陳寅恪師在〈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文前寫了一段記師生情誼的感文後來遭刪，周一良寫道：「蔣先生編全集時，此節刪去，鄙意決非蔣先生隨意為之，當是寅老認為弟解放以後，曲學阿世，頗為遺憾，故略去此節。寅老用心，弟完全理解，而弟對寅老之崇敬及感情，自信絲毫未因此而存任何改變。」雖然汪榮祖有不同的解讀，認為蔣天樞係從永久價值著眼才有此舉，無論原因如何，可知周一良晚年對於陳師的感念與對自己的深刻反省。
批判胡適的人，也包括陳垣與胡適自己的小兒胡思杜。陳垣在1949年5月的公開信中以「考據」的方法批評胡適，他寫道：「你蒐羅《水經注》的版本到九類四十種之多，真是盡善盡美了。可是我很奇怪，你對政治的報告，何以只看蔣介石那一本，不注意毛澤東那一本呢？你是和我的從前一樣，真不知道嗎？我現在明白了毛澤東的政治主張和實際情況，我願貢獻你這種版本，校正你孤證偏見的危險。」又說胡適三十年前曾是青年的導師，但現在竟脫離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團。因為信中有些事體是胡適同陳垣的私事，所以胡適初讀了此信真以為此信是陳垣寫的，在6月21日的日記寫道：「我讀了此信更信不是假造的，此公七十歲了，竟醜態畢露如此，甚可憐惜。」但後來發揮考據的精神，發現了許多毛病，於是在《自由中國》第二卷第三期中下了結論，說：「這信的文字是很漂亮的白話文；陳垣從來不寫白話文，也決寫不出這樣漂亮的白話文：所以在文字方面，這封信完全不是陳垣先生自己寫的；百分之一百是別人用他的姓名假造的。」
胡思杜則在《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中於胡適有種種的歪曲，如其中一段寫道：「今天，受了黨的教育，我再也不怕那座歷史上的『大山』，敢於認識它，也敢於推倒它，也敢於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天秤來衡量他對人民的作用。從階級分析上，我明確了他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在政治上他是沒有什麼進步性。」胡適把此文剪下來貼在1950年9月28日的日記上，並在那些批判他的文字下畫了線。他知道他的朋友，他的兒子，現在已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了！
在清算胡適運動中沉默的吳晗終究也未能在文化大革命時倖免，姚文元在《文彙報》撰文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將彭德懷比附為海瑞後，1966年6月3日的《人民日報》亦發表〈吳晗投靠胡適的鐵證〉，吳晗從此被批鬥，斷魂在獄中。而「燕京攝政王」翦伯贊也曾經不可一世，高高在上地要求巫寧坤補充自傳，怎料也在文革中被逼得服毒自殺。
若將時間拉回到1949年，中共政權建立之際，馮友蘭、陳垣選擇留下；胡適搭船遠赴北美；余英時南下香港，跟著錢賓四在新亞潛心於學；更多的知識分子在傅斯年、陳雪屏的「搶救學人」下到了臺灣。回想起來，巫寧坤何其不幸，竟在1951年選擇回到夢想中的新中國。臨行前，他問李政道為何不回去呢？李政道笑笑地回答道：「我不願讓人洗腦子。」二十八年後，李政道帶著諾貝爾獎的榮耀與「愛國美籍華裔科學家」的桂冠凱旋，兩相對照，何其諷刺。
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推陳出新，以適應自己的政策需要，隨心所欲的給知識分子安上一連串的罪名，從大鳴大放，到文化革命，到改革開放，巫寧坤右派的高帽戴了又摘，他深刻的了解到當時對他提出批判的同事未並出於己意，更多的人只是為求自保，所以他並不記恨，對於同事日後的懺悔，他說道：「或許我們都是一個時代大悲劇中的演員。每個人都不得不演一個角色。」又說：「這裡有些人指望看到我帶著心臟病或著拄根拐杖。讓他們失望啦。感謝毛主席，我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得到了鍛鍊。」回首下放的苦痛，巫寧坤能夠坦然面對，就像他到興凱湖勞改農場時的體會，監管越嚴峻，他的心靈就應更自由的飛翔。「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是巫寧坤對三十年牛鬼生涯的概括，受難像一根連綿不斷的線索貫穿生活和歷史，他的淚只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汪洋淚海中的一滴，多麼渺小，卻又具體而微。
在書的最後，巫寧坤期待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出現，並且在不遙遠的將來。在這篇短文寫成的時候，也正是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的時刻。劉曉波，一個自由主義者，不屈的中國知識分子，獲得了這個殊榮，此刻的他身陷囹圄。史景遷認為沒有半點理由相信1989年的抗議是最後的一次。巫寧坤的期待不在現在，但也許就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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