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斯塔夫‧史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主導的「國民經濟青年歷史學派」堅定地維護古典歷史主義的傳統，不過他們更強調國家的核心作用及堅持歷史研究必須緊跟著檔案材料。他們認為單純將數據和規律總結並非歷史，而真正的歷史應是存在於民族、國家體制的價值上，所以史莫勒十分認同霍亨索倫王朝和俾斯麥的統一的政策，但他也提出歷史研究改革的必要性，特別是把工人整合到德國的民族國家中，因此該學派出現大量關於產業工人的生活狀況調查和文化研究。不過，史莫勒學派在經濟史的研究上仍有其缺點，例如他們在所依靠的方法或理論上作的提前假設並不週全，引起了其他經濟學家的非議，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就出版了《德國國民經濟學中歷史主義的錯誤》一書，批評史莫勒刻意迴避了科學研究方法所需要的明確概念。
到了十九世紀末，狄爾泰(Wilhelm Dilthey)及李凱爾特(Heinrich John Rickert)等人拿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作比較，試圖為人文科學作一個更明確的定義。但是自然科學是能夠通過反覆的試驗進而得到通則的，那麼歷史呢？如何從人類獨一無二的行為中找到普遍的規律呢？狄爾泰也未能提出新的見解，因為想要建構歷史主義的科學觀所需的是更嚴格的科學方法，就連曾經撰寫過《德國史》的卡爾‧蘭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也未能做到這一點。而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做為一個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他充分理解到社會是由心態和價值觀等一切人類的行為所建構而成的，必須了解它們才能理解社會獨一無二的個性。因此他創建一套「解釋(Verstehe)的社會學」理論，這套理論無疑的是對實證主義提出了質疑。在韋伯看來，當一個社會學家提出了問題，那問題內必然有他所主張的價值觀，然而在實際研究時，社會學家則必須要做到客觀與超然，但是無可避免的，會有一部分的主觀存在，這種無法歸納成特定現象的特徵被韋伯稱作「理想形式(Ideal Type)」。
在美國，詹姆士‧魯賓遜(James H. Robinson)領導的「新歷史學派」很難用一個定義去概括，他們借鏡於社會科學，卻又不似蘭普雷希特與韋伯一般欲把歷史學轉換成一門有系統的社會科學，換言之，新歷史學派是在歷史學與社會科學中建立一條折衷和鬆散的關聯。因此，新歷史學派感到興趣的是研究現代社會的科學，主要是經濟學和社會學，這是實用主義的表現。也因如此，新歷史學派的研究往往是跨領域地兼容各種不同的學科。魯賓遜亦不同於美國傳統的歷史學家們，還在追尋美國人血液裡古老日耳曼民族根源，他看到的是美國的民主價值和成就，因此他強調自己國家的新歷史，在他看來美國既是移民的國家，故應該要與歐洲的過去徹底決裂。
新歷史學派對於社會的演進是採取樂觀主義，對他們來說美國民族具有一致性且是無階級的社會，除了南北戰爭外，美國內部社會不曾有過重大的衝突，在冷戰時美國甚至被各國視為「自由世界」的典範。在這種充滿自信的時代，有高速的效率與龐大資本，一種量化的社會科學相應而生，而計算機(computer)即時的出現，更使量化的社會科學快速成長。在以往，量化往往只是助於統計數據或支撐數據的依據，隨著計算機的發展，量化被廣泛運用在其社會學上，例如歷史人口學的誕生即是依靠精準計量分析。最後，歷史研究惟有將自己的發現總結為可以量化的語言時，才能令人滿意，法國歷史家埃曼紐‧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甚至評論道：「凡事不可量化的歷史學，就不能稱作是科學。」
以嚴格的科學作為歷史研究樣板的人中，最重要的倡導者是美國「新經濟史派」的羅伯福‧福格爾（Robert Fogel），他著作的《鐵路和美國經濟增長：計量經濟史學論文集》出版，象徵著「歷史計量學」的誕生，而福格爾在計量經濟史方面傑出的表現也讓他在1993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在他看來，歷史學家如同所有的科學家一般，只是表達的方式不一樣罷了，在本質上其實並無不同。
改寫自：Georg G.Iggers 著/何兆武 譯，〈德國的經濟社會史與歷史社會學的濫觴〉、〈社會史學的美國傳統〉均收錄在《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後現代的挑戰》，(山東：山東大學出版，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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