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談的興起是由於東漢末年黨錮之禍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殘與壓迫，原本具體評議朝廷人物認用當否的「清議」，一變改為抽象的玄理的討論。起自郭泰，成於阮籍，他們都是避禍遠嫌，消極不與當局政治合作的人物。
東漢的清議以人倫鑑識為要旨，而郭泰與之不同，《後漢書‧郭泰傳》記載郭泰「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而《抱朴子外篇‧正郭篇》也提到他「周旋清談閭閻，無救於世道之陵遲。」這說明郭泰不具體評議朝中人物，所以當黨錮之禍時，可以倖免於難。郭泰只是一個開端，魏晉兩朝的清談又是另一個面貌，可將他們分為兩期。西晉初期的清談當日政治上的實際問題，是士大夫藉以表示本人態度及辯護自身立場方法。到了西晉後期直至東晉時的清談已是口中或紙上的玄言，喪失政治上的實際性質，僅止於名士身分的裝飾品。
竹林七賢以嵇康、阮籍、山濤為領袖，向秀、劉伶次之，王戎、阮咸為附屬。其名是先有「七賢」而後有「竹林」，「七賢」自《論語》中「作者七人」的事數，有標榜之義。「竹林」之辭，源於西晉末年，僧徒比附內典、外書的「格義」風氣盛行，乃托天竺「竹林精舍(Vlenuvena)」之名，加於「七賢」之上，成「竹林七賢」。由此可知《世說新語‧傷逝類》提到的王戎與嵇康、阮籍飲遊於黃公酒壚，共作「竹林之遊」是好事者捏造出來的，至於《水經注‧清水篇》提到「七賢祠東，左右筠篁列植」以河北名勝附會竹林七賢的說法也是因不知其名由來而虛構的。
《晉書‧阮籍傳》提到王戎問阮瞻：「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阮瞻回答：「將無同」，王戎聽了很滿意。這個「將無同」被人稱作「三語掾」，「將無」的意思作種講法，有人解釋為「難道、莫非」，這變成了一種懷疑，不過是一種偏向肯定的懷疑，另有人將之解釋為「大概」，即模稜兩可的意思，陳寅恪則認為「將無」是語助詞，即只有「同」有實義，當然這個說法是可以受到挑戰的，不過在此我暫時採用此說法。《老子》云：「始制有名」，王弼作注：「始制謂樸散始為官長之時也，始制官長，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由此可知，名教按魏晉人的解釋是以官長君臣之義為教，這與主張崇尚自然，避世不仕，是完全相反的理念，為何王戎、阮瞻要說相同呢？
原來眷懷魏室，不與司馬氏合作的人皆標榜老莊之學，以自然為宗。當時人物對名教與自然的不同即是自身政治立場的不同。嵇康就是一個例子，他的妻子是曹操曾孫之女，在政治上嵇康積極反抗司馬氏，在思想上他主張自然。而嵇康被殺的原因之一即是不仕不孝，違反名教。在嵇康被殺後，許多主張自然的名士從此就改變了作為，《世說新語‧言語類》提到向秀「舉郡計入洛」，棄老莊之流，改尊周孔之名教。《晉書‧阮籍傳》說到阮籍「官至步兵校尉」，他雖然委蛇入仕，不過仍保持了他放蕩不羈的行為，依照《魏氏春秋》記載，阮籍是聽到步兵校尉是個肥缺，「廚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才願意當官的。
據上述可知，名教與自然全然不同，自不能合一，但王戎、王衍、山濤又與上述有些不同，像山濤為司馬氏的姻親，雖然曾經好老莊，但終究依附司馬氏。而琅琊王氏本是司馬氏的黨羽，家世遺傳與環境薰習都足以使王戎、王衍變節，他們勢必不能不利用一己已有之舊說去發明另一種新的學說，以為自己辯白，這就是名教與自然相同的由來，按此說法，意謂自然為體，名教為用，自然可以名教為本，《後漢紀》即記載名教之用為「蓋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擬議以製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辯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務者也。」有了此說，變節之輩自可兼尊顯的達官與清高的名士於一身，享朝廷富貴亦不失林下風流，可謂名利雙收。
原先林泉隱逸，清談玄理，雖無益民生國計，然亦不致誤國。可是這些高官崇尚虛無，口談玄遠，不理世事之務，國家必然遭殃。《世說新語，輕詆類》中記載桓溫嘆道：「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劉孝標引《晉陽秋》標注時提到王衍要被石勒所殺時告訴別人：「吾等若不祖尚浮虛，不至於此。」看得出來王衍自己也察覺到事情的嚴重性。名士與高官合為一體，變亂就在這種風氣中孕育，終將導致西晉滅亡。
改寫自：萬繩楠，〈清談誤國（附「格義」）〉，《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臺北：雲龍出版，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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