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化在胡族中是一種潮流,在這種潮流中當然也會有反漢化的逆流存在,北魏的漢化逆流可以從崔浩事件中得到說明。當北方兵戈擾攘之際,漢人未能南遷者,皆築塢堡以自保,他們結聚在一塊,或以宗黨,或以婚姻,或以佃戶為核心,有自己的政治、經濟與家族主義,在地方上形成一股強大的勢力。胡人在意的便是此等大族,因此所謂漢化與反漢化,在胡族的層面來講,就是與漢人大族的關係問題。

壹、崔浩事件

    從《魏書‧高允傳》中看到高允與盧玄等「俱被徵」可以略知北魏胡人對漢人高門的攏絡態度。清河崔氏魏晉以來,雖經五胡之亂,在政治上仍居最高地位,《北齊書‧崔㥄》就記載崔㥄自負的告訴盧元明說:「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博崔、趙李,何事者哉!」而實際上,范陽盧氏在政治上的地位遠不及清河崔氏,那麼崔㥄為何會認為范陽盧氏也是盛門呢?那是因為在六朝初期,所謂勝流不惟以高官為標準,其標準有二條:一為家族顯赫者,是為「姓族」;二為個人有智慧者,是為「人倫」。清河崔氏係屬前者,至於范陽盧氏即是後者,《魏書‧盧玄傳論》就提到他們為世盛門的原因是「蓋德業儒素有過人者」。崔浩生於西元三八一年,屬於六朝初期,故論崔浩事件,須注意「姓族」與「人倫」兩個議題。

    崔浩之死,或以為是華夷之辨的民族問題,或以為是佛道之爭的宗教問題,其實不然,其主要原因應在社會階級方面,即崔浩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終因國史之事罹禍。

    華夷之辨,實非崔浩致死之因,《宋書‧柳元景傳》記載柳光世言:「虜主拓跋燾南寇汝、潁,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為浩應。浩謀泄被誅,河東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眾。」似崔浩有民族意識,其實不對,因為崔浩常為鮮卑出謀獻策,對北魏幫助莫大,例如《魏書‧崔浩傳》中記載他上諫阻止遷都,其中精確的分析利害,他說:「今留守舊部,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屈丐、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慮,阻隔恒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後又對南北朝情勢做出準確的評估,說:「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率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惡稔。如其強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對鮮卑可謂不遺餘力,《宋書‧柳元景傳》說的偏袒南朝實則是崔浩依實際情勢做的判斷而已,且《魏書‧盧度世傳》論及崔浩竟未提此事,《通鑑‧考異》司馬光亦云:「《宋書‧柳元景傳》與魏事不同,今從《後魏書》。」可見得柳光世之言,不過虛張華夷之見自托於南朝,不足為據。

    至於佛道之爭極可能是崔浩致死的原因之一,《魏書‧釋老志》記載太武帝拓跋燾西征蓋吳到長安,看到寺廟中多有兵器,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通謀,規害人耳!」而崔浩本信天師道,遂「因進其說」,最後太武帝「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太子拓跋晃與崔浩在宗教上是分歧的,他「素敬佛道,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又非圖像之罪。」可是太武帝不願買帳,反而變本加厲的下詔「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直到崔浩死後才「頗悔之」。在廢佛問題上,崔浩與太子拓跋晃雖是衝突的,但拓跋晃所上的表文並未言及崔浩。

    《魏書‧盧玄傳》記載崔浩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盧玄曾經勸他「宜其三思」可是崔浩的態度是「雖無異言,竟不納。」點明了崔浩的死因。從社會階級去解釋崔浩,會發現他代表的是北方的士族,他的思想也是北方士族的思想,《魏書‧崔浩傳》提到崔浩「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嘗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老莊之書。」這是東漢以來儒家大族的傳統,後面又云崔浩「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跡,大旨先以復五等為本。」其中「五等」即是儒家士族的理想,《三國志》〈魏志‧陳留王奐傳〉記載:「相國晉王奏復五等爵。」可見得崔浩與司馬氏的理想相符。

    崔浩選士是家世與人倫並進,在他心目中,能具備高官及儒學二條件之姓族,才是他理想的一等門第,透過選士,最終目的就是復興儒家的五等爵制。《北史‧李訢》提到選助教時,崔浩「舉其弟子箱子與盧度世、李敷三人應之。」他不選李訢是因為他出自范陽李氏,非高門大族,反觀之,李敷出自趙郡李氏,盧度世出自范陽盧氏,皆出自高門。

    最反對崔浩齊整人倫的莫過於鮮卑的部落酋長,因為崔浩是主張高官與儒學合一的貴族政治,但是鮮卑部落僅有政治勢力而無學術文化,自然會被排除在外。《魏書‧王慧龍傳》記載崔浩看到王慧龍的大齇鼻,羨慕的不得了,直讚:「真貴種矣!」就引起了長孫嵩的不滿,在拓跋燾攻擊崔浩「訕鄙國化」,最後終因修國史而罹禍,《魏書‧崔浩傳》記載崔浩:「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往來行者咸以為言,事遂聞發。有司按驗浩,取祕書郎吏及長曆生數百人意狀。浩伏受賕,其祕書郎吏已下盡死。」事實上,鮮卑本無文化,崔浩「備而不典」應是很自然的。在崔浩死後,儒學與貴族合一的政治理想就像泡影般幻滅了,對於鮮卑部族來說,若不消滅崔浩,自己終將會被漢人所同化,他們只覺得反感,卻不知這是擋不住的大勢,到了孝文帝又是另一番局面。

貳、孝文帝的漢化政策

    從前期崔浩與鮮卑貴族的衝突來看,似乎漢化與鮮卑難以相容,因此,孝文帝推行漢化是使鮮卑貴族與漢人士族合而為一,讓鮮卑人不但具備政治地位,也具有社會地位,藉此鞏固北魏的統治,並進而併吞南朝。

    漢化的第一步就是遷都,《魏書‧任城王雲傳》記載洛陽「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是個好地方,且在經濟及戰略上來講,又可以通鑿運河,《魏書‧李沖傳》中孝文帝言:「朕欲從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清,以至於淮?下船而戰,猶開戶而鬥,此乃軍國之大計。」

    遷都後,下一步便是改變衣著與遷居洛陽的鮮卑人籍貫,不得再稱代人,須改稱河南洛陽人,且死葬洛陽,《魏書‧高祖紀下》云:「太和十八年……革衣服之制。」又「太和十九年……詔遷都之民,死葬河南,不得還北。於是代人南遷者,悉為河南洛陽人。」這樣一來便可絕代人故土之戀;反之,若不如此,鮮卑終無法成為中原士族。接下來,孝文帝實施漢化中最重要的政策,即將語言改變,規定不再說鮮卑復合語,而須改說單音漢語,《魏書‧咸陽王禧傳》記載孝文帝言:「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加降黜。」隨著語言改變,姓氏也隨之改變。

    經過上述種種政策,孝文帝已經為鮮卑族進入文化士族開了一條徑。但是孝文帝只講姓族,不講人倫,因為鮮卑族本無文化,要提人倫勢必須等到懂得儒學後才能取得社會地位,而姓族則只需以官爵的高下為標準,如《魏書‧官氏志》記載:「有三世官在給事已上,及州刺史、鎮大將,及品登王公者為姓……而有三世為中散、監已上,外為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為族。」如此可知,北魏後期只論門第高低正是鮮卑貴族尚無文化而發展而成的,其目的在於使鮮卑貴族的政治與社會地位能與北方漢人崔、盧等大姓一致。

    改寫自:萬繩楠,〈北魏前期的漢化(崔浩問題)〉、〈北魏後期的漢化(孝文帝的漢化政策)〉,均收錄在《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臺北:昭明出版,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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