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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紀的時候,西方的史學剛從哲學中獨立出來,從前的史學家往往也是個哲學家,史學獨立後,方法就不同了,最負盛名的不外乎是蘭克(Leopold von Ranke),他的學派代表的是追求歷史上客觀的事實,他說:「What really had happened?」這話還有另一個含意,就表示歷史家不應有主觀的判斷,這個說法提出來了,大家都覺得有道理,在美國、英國、法國,很多人都順著這條路走,後來都成了科學史學(scientific history)的宣傳者。回過頭來,我們看法國啟蒙時代的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他曾講過:「歷史是史學家給死人玩的把戲,是跟死人開玩笑(play tricks on the dead)。」伏爾泰是個聰明人,他這麼說表示什麼?表示歷史是可以任意改造的,讓你怎麼說就怎麼說。那麼碰到了科學派史學就成了一種衝擊,因為這時的史學家認為他們可以有客觀的歷史,例如:人家問法國歷史家古朗士(Fustel de Coulanges)說你怎麼講歷史的呢?他回答說:「我沒有講話啊,是歷史通過我來講話(It is not I who speak, it is history which speaks through me)。」蘭克這種思想一方面受到科學的蓬勃衝擊,一方面可以說是十五、十六世紀以來philology的發展,Philology,簡單來講,即是中國的訓詁、考據之學。西方的考證傳統,加上近代的科學思維,就變成了所謂的蘭克學派。當然,對於一生都在志立於教學與歷史寫作的蘭克,這個學派的形成也許是他始料未及的。

    在近代中國,我們很快的也引進了蘭克學派的方法,為什麼呢?其一,我們有乾嘉的底子。其二,我們確實需要客觀的史學,因為在中國以前的史學是一種褒貶式(praise and blame)的史學,孔夫子的《春秋》就是「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典範。由此,中國史學就以科學史學作為一個模範,最典型的就是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語言的英文是History and Philology,明顯是受到蘭克的影響,這是因為傅斯年曾在德國留學,受了當時把歷史和語言打成一片的風氣感染。基本上這樣應是不錯,但很多人批評他,因為走到了極端,太重視小問題,反而忽略的大問題。不過就蘭克來說,他本人並沒有這樣的問題,因為他甚至無意將歷史窄化為科學,把蘭克與科學畫上等號其實是後世的一種誤解,這種情況好比人說柏拉圖不是柏拉圖主義者一樣。不過大致上,因為傅斯年推廣的結果,有了幾個重要的影響:第一點、歷史和語言有了密切的關係。第二點、歷史研究開始重視材料,材料完備就能得到完善的歷史,這個觀念是從歷史主義裡面衍生出來的。第三點、誠如上述,材料越多越理想,所以講史學一定要淵博,淵博就是對史料的掌握度,這就與乾嘉考據有關,考證時如果學問不好就無法把材料集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陳寅恪,他的學問是大家都佩服的,他也受到蘭克的影響,認為歷史要越全越好,一生準備材料就是要寫一篇最後的歷史(ultimate history),所以他的著作都自謙為「稿」,表示未成最後的定論。按當時的想法,最後的歷史是可以成立的,當時的觀念認為把材料都收集完了,對每一個小問題作極深極細的研究,就可以得到可靠的結論,沒有主觀的成見。到最後全部的問題都研究完了,就可以綜合出一部最後的歷史。

    但沒有主觀的成見可能嗎?反對蘭克學派的人對此不以為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一篇名為〈歷史的用處及其弊病〉中說:「按蘭克以及科學派的歷史主義思想而言,那麼,歷史是沒有生命的,是完全為一堆死的材料、死的東西。」但他是哲學家,所以這段看法沒有受到大家的重視,直到李凱爾特(Heinrich Rickert)提出類似的看法才為人所接受。李凱爾特把科學分成四類:第一種是不涉價值又講通則的(non-valuing and generalizing),即純粹的科學,自然科學屬之。第二種是不講價值但講個別性的(non-valuing and individualizing),強調個別的特殊性,地質學、生物學屬之。第三種是涉及人的價值又講通則的(valuing and generalizing),有發展規律的人文活動,社會學、經濟學屬之。第四種是有價值問題且有個別性的(valuing and individualizing),即是歷史。按李凱爾特的說法歷史是講特殊而非通則的,當然這個說法可以受到挑戰,但我們可以得知李凱爾特認為人的主觀性在歷史中是難以剔除的。

    後來美國的史學家畢爾德(Charles Beard)寫了一篇文章諷刺蘭克學派,這文章叫做〈那一個高貴的夢(That Noble Dream)〉,他說:「我們有一個高貴的理想、高貴的夢,這個夢就是要撰客觀的歷史。」近年來,美國的歷史界大抵是接受這樣的看法,認為研究歷史,史家的主觀是去不掉的。如同馬志尼(Mazzini)所言:「我讀任何史家的書,只要讀上二十頁,馬上可以看出他的觀點。」這個講法是很有道理的,試想,一個史家即便盡力的以客觀角度撰寫歷史,但他所受的教育、生活背景及價值觀念,無形中都會影響到史料的選擇。

    那麼,蘭克自己呢?事實上,大家研究的結果發現蘭克本身也有主觀的意識,他有國家主義的傾向,在法國大革命之後他的思維是近似於保守派的。連蘭克本人都不能排除歷史的主觀意識,更何況是窄化了蘭克思想的蘭克學派。至此,一方面我們應該反省,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批判蘭克學派,因為他一開始就把假定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地方,史學是須要客觀但不是科學,當然我們不能笑話他們糊塗,因為時代變了,看法不一樣了,好比我們現在一直著重把史料給數位化,怎知一百年後的史家是如何評價我們的,故另一方面也要感激他們追求客觀真理及對史學的貢獻。

    改寫自:余英時,〈史家、史學與時代〉,《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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