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克(Leopold von Ranke)被譽為「近代史學之父」,然而人們給予他的尊敬勝過了對他的理解,尤其在英、美及中國,人們將其史學歸為「實證史學派」,係為將歷史學建立為客觀且科學的先驅,並群起效尤,殊不知實證僅是蘭克史學的一環,若如此為之,豈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未免膚淺,故惟有了解其所處的環境及其思想,才能還原蘭克史學之原貌。

    蘭克生於一七九五年,此時正為「浪漫主義」(Romanticism)與「歷史主義」(Historicism)風起雲湧之際,學界遂瀰漫各類學說,如德國盛博學風氣,英國重實驗精神、法國尚理性主義,百家爭鳴的情況為歷史科學化鋪下了路基,蘭克本人受到此期眾說的薰陶。在萊比錫大學 (University of Leipzig)求學時他因接觸了尼布爾(Barthold Georg Niebuhr)的《羅馬史》從此傾心於史學中,後又閱讀了康德(Immanuel Kant)的《純粹理論批判》遂開始研究浪漫主義的史學觀,此時英哲史考特(Sir Walter Scott)乘浪漫主義之風寫作歷史頗負盛名,生動有趣的歷史故事連蘭克也為之傾倒,不過蘭克反對無視歷史證據的寫作,他堅持寫作歷史必須扎根於可靠的文獻之上,在浪漫主義思潮高漲之時,為史學理論注入了新精神。而蘭克並無文化史的視野,對經濟社會史亦無興趣,他的著作多為十六、十七世紀的國別史,這與他所處的時代是強權國家的時代不無關係,他曾自言研究應著重在「那些在歷史上發揮過特別重要和積極作用的國家,分析他們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其之間進行的較量以及在戰爭與和平時的發展」,所以他將歷史研究重點放在民族國家之中。

    蘭克成名極早,在處女作《拉丁與條頓民族史》時即一鳴驚人,但此書中他所依賴的史料多為已出版的資料,後來他一改其行,大量使用檔案等原始史料,還大嘆「資料無限而人生苦短」(the material is unlimited,the man smail in comparison,and time short)。《奧圖曼與西班牙王國史》即是他利用柏林圖書館中的十六世紀南歐諸國史料編匯而成,《教皇史》則是使用義大利檔案庫的教會資料,《普魯士史》的寫作源起是因蘭克在巴黎檔案館中發現腓特烈大帝時期法國駐柏林大使的祕密公文。依蘭克而言,只有使用經過嚴格批判後而認定的史料才是言而有徵的史書,不過因其在《拉丁與條頓民族史》的序言中曾寫道:「歷史要寫得像過去發生之事一樣真實。」此後來成為學界的名言,但此言係經由德文譯成英文,之後再轉譯成中文時,因語言的隔閡,而產生的不同的解讀,原本重視原始史料的良法美意反被曲解成「史學即史料學」。

    蘭克又有「科學的歷史之父」(The father of scientific history)之稱,其所謂的科學亦是個誤會,因「科學」一詞在歐陸乃泛指任何學科的有系統求知,重點是系統與方法,蘭克所謂「歷史科學」(geschichtswissenschaft)是為此意,然而在英、美及中國,科學乃指自然科學,故傅斯年才言要把歷史學建設的和生物學、地質學同樣,後來歷史學受社會科學所影響,也崇尚將成果列成「科學報告」,然這些皆非蘭克所樂見的,他所謂科學的歷史無非是強調信史,信史是建立在嚴格的學術基礎上,換言之,歷史非僅止於史料之蒐集,更須詳加考定整理,此即有賴於科學系統。且歷史本就是有個體與個性的,蘭克僅是將希望將歷史學提升至等同科學的地位,絕無意將歷史學一變成科學。

    因蘭克治史強調客觀與材料,以致他的史學被簡約為史學方法論,但強調的客觀不是指撰寫歷史時不加裁斷與解釋,以免有主觀的意識摻於其中,而是不以今人偏見來衡量史事,即歷史不為道德、宗教、哲學等學作嫁衣裳,雖他本人也未能達到此標準,不過亦可得知歷史家係因先有主觀才會有客觀與公心。其史學會被簡約成史學方法論的原因大致有三點:

    首先是因伯倫漢 (Ernst Bernheim)於1889年出版《史學方法論》(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內容提倡歷史知識的客觀性、史料的批判等,他自稱其方法是受到蘭克的啟發,更甚於蘭克的是他對歷史學科學化表現出樂觀的態度,認為經由考證與原始史料,歷史便能達到高度的客觀,蘭克的史學經由伯倫漢的發揚後,就被簡約成方法論了。

    第二點,在蘭克之後,科學實證主義發展日益蓬勃,「蘭克學派」的成員如英國著名史家阿克頓勛爵等人,亦不免刻意淡化蘭克史學中的唯心主義和宗教色彩,而僅強調蘭克的科學性。可是蘭克並非科學實證派,實證僅是其史學的一部分,他本人的信念深扎於基督教義中,相信歷史是由神創造,歷史背後有一精神力量,他稱之為「理念」(Ideanlehre),「理念」是源自於上帝意志,而歷史家是在神的旨意下而客觀,故他自言:「神在人心,人在神中,知識不過是道出存在我心之神。」無怪乎荷蘭史家吉爾(Piter Gey)直言:「假如阿克頓在蘭克的著作中找不到蘭克的影子,那他一定沒讀懂蘭克。」

    最後一個原因是「歷史主義」的式微,歷史主義強調歷史的文化性格,歷史經驗會依文化性格而由所改變。換言之,所有人類的組織都來自於歷史過程,故必須從此過程中去理解歷史的本質,在科學思潮的衝擊下,重視的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法則,蘭克原本強調的特性,隨著歷史主義的式微也被淡化了。

    蘭克繼承了修昔提底斯(Thucydides)的傳統,講究求真與敘事,他曾言:「歷史是藝術亦是科學」(history is at once art and science)。認為歷史乃是真實呈現具體的人事,須掌握歷史人物才能說明完整的故事,他的寫作從容流暢,可見他雖強調求真,卻未嘗拋棄敘事,說蘭克重分析拋敘事,乃又是一大誤解。

    蘭克教導歷史工作者應須具有批評的眼光且不要先入為主,他在柏林大學執教五十年,其「專題討論班」(seminar)聞名遐邇,影響所及非止於歐陸,美陸及中國亦無不景然從風。蘭克謝世雖已百年餘,此後歷史學又經歷了以社會科學方法治史、後現代歷史學,不過他的影響仍餘波盪漾,即便這當中帶有一些誤解,但追求歷史之真的精神卻未曾改變。

    至此,我們深知蘭克史學絕非止於考證,仍以歷史敘事為骨,他非史料批判的始作俑者,不過卻是首位大量運用此法的人,他奠定歷史求真與客觀的基礎,他使史學成為一門獨立自主、精益求精的學問,他是蘭克─近代史學之父。

    改寫自:汪榮祖,〈回顧近代史學之父蘭克的史學〉,《史學九章》(臺北:麥田出版,2002)。並參考楊豫,〈批判史學〉,《西洋史學史》(臺北:昭明出版,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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