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似道，一個活躍於南宋末期政治上的角色，一般人對於他的印象是無能懦弱的權臣，是傲慢的亡國宰相。對於這種種批評，史家艾柏華(Eberhard)認為是賈似道實施土地改革產生的直接結果，因為土地改革無可避免的會和地主發生衝突，而在中國，史學家大部分都是地主階級。
那麼，要如何還原賈似道真實的樣子呢？我們必須注意到，在中國史書中，一個人如果有個人傳記，那會被視作一種褒揚，而那人有損於其典範的瑕疵往往會被史學家所忽略，後人也會視而不見。賈似道恰好是一個反例，他的傳記被收錄在「奸臣傳」中，這類的人不會有博學的朋友替他撰寫祭文和訃告，政府的人事部門如果還保留其功過記載，也幾乎被修改過。在原始史料就不公正的情況下，這類人作惡多端的記載，實際上不完全可靠。以賈似道為例，在宋史本紀中提到他的事蹟並未完全被採用，反而是一些對於賈似道有偏見的人所撰的《宋季三朝政要》等半官方史料被採用。除了這些偏激的史料外，宋史本身也是在倉促中編纂，所以編者可能並未費心考證這其中史料的真實性。
我們可以將其對賈似道的非難括分成三類：一、他的無能，即賈似道是倚仗姊姊在後宮受寵才得勢。二、他與蒙古人私下交易且擬了一個失敗的外交政策。三、他急進的土地及經濟政策。但其實這些指控並不全然符合史實。賈似道出生於一二一三年，當他十八歲時，他的姊姊以「文安郡夫人」的名銜入了後宮，很快的成為寵兒，在一個月內就被理宗升為才人，一年之內又被升為貴妃，達到妾所能及最高品位，而她在一二四七年二月過世。因此，若將賈似道的升遷歸功於他姊姊的影響力是不符合事實的，儘管賈似道在一二四七年擔任的職位已經相當的高，但絕非特殊職位，而他真正得勢是在一二五零年以後的十年間，例如他被任為丞相是一二五九年，那已經是他姊姊死後十二年發生的事情。關於對賈似道缺乏擔任低職官員和他無能的指控，其來源大多來自一些非官方的雜談。誠如前述，他在擔任丞相前已經具備十二年的資歷，曾任太常丞也擔過灃州的知州，除非有人認為一個沒有才能的人能夠在宋朝安安穩穩的為官二十年，否則對於他無能的指控也是空穴來風。
宋史中認為賈似道受到的恩寵是過分的，但實際上，只要閱讀本紀後即會發現這些禮遇和優待是適用於每一位丞相的，例如早朝時不需出席。而拿賈似道請辭被皇帝多次拒絕的事情去苛責他是不公平的，我們必須謹記在某些情形下中國官員須遵守的行為要求，例如皇帝過世後，照例要上一次的辭呈。總而言之，拿賈似道去和其他高級官員的行誼做一個比較，會發現賈似道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
賈似道在擔任丞相的前三年，不斷翻案查辦前兩丞相吳潛和丁大全的朋黨，我們可以解釋他的這種行為表示他曾懼怕來自雙方的反對，因為他出生在中階軍官的的家庭，在政治上並沒有影響力。總之，他成功了排除反對者，把他們調去地方上不重要的職位，而他在選擇顧問時則偏袒從前只擔任過小官的人，例如邊陲地區的縣令，這是一個聰明的措舉，因為這些小官既非私黨分子，在日後也必須完全依賴賈似道，不致和他對抗。不過他所偏袒的「小人」鮮少有能夠升到真正有影響力的位置，和他同朝的人中不乏有學士大員，這些人的作為，即使是最正統的儒家歷史學者也難以找出瑕疵，賈似道對於這類政治上的敵人也維持了某種程度的友善態度。在朝政上，賈似道有若干措施即使是寫歷史的學士官員也必須承認他不無功績，他排除宦官的影響力、抑制了皇族及外戚的政治野心，並且盡量的壓抑保護主義。他獲准禁止皇族分子擔任行政高位，如果換做是別人，這些行為必定會贏得史家的讚賞。
在外交及軍事方面，對賈似道的批評十分猛烈，甚至把帝國的崩潰也怪到他的頭上，我們可以去從《宋季三朝政要》的一件事中觀察到這裡面誇張的部分。事情事發生在一二七零年，皇帝問賈似道襄陽變成什麼樣子，當時襄陽已經被圍困了三年之久，賈似道則回答北兵已經退去。這正是史學家希望看到的嘴臉，但同年宋史本紀中記載曾給鎮守襄陽的軍官獎賞和物品，裡面甚至有一紙皇帝的命令，即便我們假定皇帝召書不需皇帝親自擬定，但從政府函牘的數量來看，如果認為賈似道能夠一手遮天，那簡直是不可能的。另外，傳言一二五九年戰役時，賈似道與蒙古人帝結了一項秘密協議，答應與長江為界且每年進貢，但忽必烈即位後差遣郝經為使節入宋，賈似道反而將他拘禁在真州，有人認為這是賈似道為確保秘密協議不被揭穿，因為這對他曾自稱那年戰役告捷的說法是不利的，不過這種同時欺騙蒙古人和自己的政府舉動是十分危險的，只要經過深入的研究可以發現根本就沒有這項密約的存在，賈似道無疑的想向蒙古人談和，但並未被接受，當時的蒙古使節答覆說：「汝以生靈之故來請和好，其意甚善，然我奉命南征，豈能中止？果有事大之心，當請於朝。」蒙古軍之所以撤退是因為蒙哥汗在當年的八月去世，忽必烈趕著回去參加選舉新的「大汗」會議，而非所謂的和平提議所促成。至於郝經被囚禁的原因，我們恐怕永遠無法知道真正的答案，也許賈似道認他是一枚在談判時可以利用的棋子，這當然是一個失敗的行為，經此，宋朝想和蒙古人締結和平和約，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事情。
另一方面，我可以看到賈似道幾項可褒可貶的作為，例如他對待幾個傑出的將領顯得不知感恩，一二五九年的戰役之後，賈似道下令調查若干被控告過於浪費的指揮官，這可以解釋為他消除不喜愛的軍事領袖的一種做法，也可以視為是他在財務上剛正的證據，或者兩種因素都有一些。更早一些，賈似道曾上表給皇帝說江陵指揮官在蓋堡壘時曾壓榨老百姓，應該說賈似道刻意破壞軍官的名譽呢？或是說他體恤老百姓呢？兩種情況都是有可能的，如果我們朝好的方面去思考，可以將賈似道建構成一個為貫徹財政政策而犧牲國防的政治人物。
賈似道的經濟政策被指責的和他的軍事外交一樣厲害，這是他得罪地主階級的結果。我們仔細觀察他的作為會發現他在權力以內的範圍內盡量的充實了公庫及穀倉，甚至將十至二十年前不確實的稅收也重新徵收。一二六一年賈似道提倡以強硬的手段阻止富人囤積穀物，隨後提倡公田法。在此時，土地集中在大地主手中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這些地主通常也是大官員，當時政府用「和糴」的計畫彌補這個問題，就是要求地主義務將稻穀賣給國家，但是當政府購買越多的稻穀也必須發行更多的紙幣，造成通貨膨脹。於是，賈似道建議廢除和糴，減少紙幣的流通以穩定物價，然後限定所有人地產的數量，超出限定的土地由國家收購變成公田，然後將公田的收入去償付軍需。這個計畫遭到強力的反對，但賈似道極力推行，使公田法實施到他下野，由一二六三年至一二七五年，共計十二年。無可置疑的，賈似道在經濟改革上的成就並不亞於王安石，也許有一天他會被視為國家社會主義的先驅。
以上是史學家對於賈似道的批評與誤解。在民間，也有許多關於他的軼聞，賈似道的死被改編為白話短篇小說《木棉庵鄭虎臣報冤》，在明朝趙弼《效顰集》中他以最下層地獄的囚犯之姿出現，瞿佑的傳奇小說《剪燈新話》則描寫賈似道是一個殘酷和極富嫉妒的人，在清朝沈起鳳《諧鐸》中他是佛家的惡化身，康熙年間朱翊清在《埋憂集》中則將他化為鬼魂參加一個文學鬼宴會，最後變成一隻老虎。
賈似道，作為一個丞相，他是一個實用主義者，精力充沛的專心於財政，當然也有政治不謹慎的一面。但是太長壽彷彿成為賈似道的致命傷，如果他一二六五年左右就過世，史學家對他的觀感可能大不同，他隨後經歷的是帝國的崩潰，使他背上了「亡國宰相」的不白之冤，事實上他還不是最後一個宰相。對於他的一生還有太多的 地方需要探究，在此之前先不要武斷的以偏頗的史料去衡量他的功過吧！
改寫自：Herbert Franke，〈賈似道(1213-1275) ─一個邪惡的亡國丞相？〉，收錄在中研院中美學人社科合作委員會 編，《中國歷史人物論集》(臺北：正中書局，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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