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上承魏晉南北朝,其文化受胡人習俗、佛教等外來文化影響頗重,回顧太宗亦曾言:「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秋,朕獨愛之如一。」然中唐以後,漢族民族意識滋長,對邊疆民族遂始有防範,於異族文化亦漸有歧視之感,如安史之亂後,唐人衣著已恢復舊觀,之於玄宗時仕女多衣胡服,相較之下可之其異。而宋朝續於五代,五代為唐代藩鎮之延續,宋室為矯其弊,遂倡文人政治,嚴禁武將為政,且又因外敵環伺,夷夏觀念觀念則更趨嚴格。故可知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在根本上有顯著的差異,日本學者內藤湖南因此認為唐朝為中古之結束,宋朝為近世之開端,而五代則為兩者文化之過渡,大致有以下諸點原因:

    一、皇權逐漸提升。六朝至唐代中期為貴族政治最盛時代,政治屬於貴族全體專有,皇帝為貴族之代表而已,政策的運作要靠兩者的協議,如唐代的三省制度就是政治的協議體。故此時皇位頗不穩固,時有弒逆廢立之事。而唐末以後貴族沒落,君主不再歸貴族群體所共有,獨裁政治代興。宋朝時,門下封駁權衰退,皇帝掌有絕對之權力。明清時,宰相遭廢,皇權更為膨脹,諸臣形同奴僕,是為獨裁政治之巔峰。此中除元朝因蒙古文化較漢族落後,尚有貴族政治之遺骸外,君主專 制的形式隨時代遞嬗已臻於完備。

    二、人民地位改變。以往人民被視做貴族的奴隸。隋唐之際,部分人民從貴族手下解放,直轄於國家,成為國家的佃客,國家依此訂定新的土地制度以及租庸調制度。唐代中期,租庸調制崩壞而以兩稅法取代,地租改以錢納,人民在居住權上獲得自由,擺脫原本束縛於土地的處境。宋以後,豪強的部曲正式瓦解,蔭戶於莊園的隸農成為自由人,他們與地主締結自由的佃耕契約,而後王安石新法中更有低利貸款、將差役改為僱役的政策,更確立土地私有制。原本貴族介於人民與皇帝之間,在貴族階級式微後,人民與皇帝的關係已變得直接。

    三、科舉造成官吏任用產生變化。六朝時代官吏評選的標準是「九品官人法」,選舉之權掌握在貴族,遂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之說。隋唐以後「科舉」的考試制度成為入仕依據,但唐朝時考者還是以貴族居多。至宋朝,王安石新法加考經義策論使科舉成為實務主義。明代以後錄取人數大增,庶民入仕的機會更多,可說明貴族政治已過渡為官僚政治。也因此朝中朋黨性質亦隨之轉變,唐代的朋黨是貴族與寒門的權力鬥爭,如牛僧孺與李德裕之爭。而宋朝後已不見貴族,如新舊黨爭即為政治理念不同所致。

    四、貨幣經濟出現。唐代的「開元通寶」流通不廣,主要還是實物經濟,物價都還是以絹布表示。宋朝改用銅錢,貨幣開始大量流通,並且已有小規模的紙鈔出現,可說已進入貨幣經濟時代。元朝時已幾無鑄錢,僅通行紙幣。到明清時因與西洋貿易開啟,遂通行銀幣。

    五、文化性質改變與庶民文化興起。唐初的經學墨守六朝之風,著述以義疏為主,說經則以疏不破注為原則。中唐後,學術不再墨守儒家經學的義疏,甚至懷疑古書,遂以己意做出新的詮釋。文學方面,六朝注重詞藻的駢文漸為士人所鄙棄,取而代之的是注重視我表現的散文體,並發展出詩餘,打破詩律格局,元朝的散曲,在律令上也較為自由。繪畫方面,六朝以來盛行彩色壁畫,唐末至兩宋則轉變為屏障畫,金碧山水就衰,白描水墨轉盛。原本華而不實的貴族式文化由平易近人的庶民文化取代。

    由於內藤湖南其文《概括的唐宋時代觀》篇幅不長,門生宮崎市定遂又補充幾點:

    一、經濟發展方面,經由科舉所遴選之士,在文化上是知識分子;於政治上是官僚:就經濟上而言是地主、資本家。基於這三種身分,使他們在土地經營上不再承襲過去莊園式的「封鎖經濟」而是將土地做為資本投資之場所,從事生產、交易、買賣等商業行為。且宋朝又以運河為中心,交通與搬運事業發達,都市幾都成為「商業都市」,資本主義興盛可以說進入近世的一具體指標。

    二、軍事政策方面,唐玄宗時改府兵至為募兵制,軍人成為一種職業與農民分化,此與近世時代產業著重分工的特徵相符。

    三、科技與政治方面,宋朝不論是哲學、科學、工藝方面都有顯著的進步。印刷術、火藥的運用較西洋為早,煤、鐵的大量運用都是進入近世的特徵之一,加上宋朝訟學發達,獨立的司法裁判機構可保護人民的權利,都象徵宋朝已進入近世時代。

參考資料:

高明士,〈唐宋間歷史變革之時代性質的論戰〉,《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臺北:明文出版,1987)。

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2008)。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1993)。

後記:本文僅整理內藤湖南之說,關於東京學派之論戰姑且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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