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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計六奇,《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2,〈周順昌被逮〉,頁56-59。因為網路上的通行版有錯漏,且沒有批語,所以按中華書局版重新校一次。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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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人拿了一根三丈長的大羽毛給張華看,張華一看,臉都綠了,說:「這是大海鳥的毛,出現這種鳥,代表要天下大亂了。」

陸機帶了一塊醃魚給張華吃,當時有很多賓客在場,張華打開了盤子一看,說:「這是龍肉啊!」大家都不相信,張華就說:「不然你們拿酒澆一下,一定會有奇怪的事情。」結果一澆,果然發出五彩的光芒。陸機回家後問提供醃魚的人,那個人就說:「我在園子裡找到的白魚,看起來很奇怪,所以拿來醃,味道不錯,所以獻給大人。」

兵器庫是封閉的,忽然聽到雉雞在叫,張華說:「這個一定是蛇變的。」打開來看,果然在雉雞旁邊看到蛇脫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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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羅友枝(Evelyn S. Rawski)以滿文檔案中的滿漢區別,撰〈再觀清代〉回應何炳棣於1967年發表的〈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何炳棣1998年再以〈捍衛漢化〉反駁羅友枝抨擊漢化的論點,此三篇文章被認為是引起「新清史」研究的開端。論戰三文現俱已中譯。分別為:

  1. 1.何炳棣著;陳秋坤譯,〈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史繹》,5(臺北,1968),頁60-67。
  2. 2.羅友枝著;張婷譯;李瑞丰校,〈再觀清代──論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收入劉鳳雲、劉文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的研究與爭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1-18
  3. 3.何炳棣著;張勉勵譯,〈捍衛漢化──駁羅友枝之〈再觀清代〉〉,收入劉鳳雲、劉文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的研究與爭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19-52。

        羅友枝〈再觀清代〉譯文其中的 Qing History and Chinese Nationalism一節因故並未譯出,現由中正大學歷史所碩士生王婷補譯,且由甘德星教授校訂,不過目前為止也只譯了兩頁,非常期待能夠完成。有興趣的可以上「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網站上瀏覽(點此連結)瀏覽。

        至於〈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譯文的作者陳秋坤,現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的研究員,該文是他大學三年級所翻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資訊很混亂,有的誤記為劉石吉教授翻譯,有的誤記為發表在《東海大學歷史學報》,有的誤將篇名作〈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害我找了半天。總之,最正確的書訊就是上面所列的。文中有幾處翻譯是有問題的,例如:sinicized兼用了「漢化」和「中國化」,那時當然不知道sinicized一詞在三十年後成為論戰的標靶。又如真德秀的《大學衍義》因為沒有細查而音譯為《大學演義》,感覺變成章回小說了。還有1683年鄭克塽投降後,原文說中國進入Pax Sinica,被翻譯為「中國和平」比較不傳神,一般都說是「康乾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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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幾天在書店的回頭書區看到王汎森的《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社,2013),雖然打了五折,還是不便宜。感覺裡面的論文大多是舊作,最終還買不下手。

  1. 第一章,〈清初思想中形上玄遠之學的沒落〉,《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3 (臺北,1998),頁557-587。
  2. 第二章,〈清初「禮治社會」思想的形成〉,收入陳弱水主編,《中國史新論.思想史分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頁353-392。
  3. 第三章,〈清初的講經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8:3 (臺北,1997),頁503-588。
  4. 第四章,《何以三代以下有亂無治?:《明夷待訪錄》(臺北:網路與書出版,2011)。
  5. 第五章,〈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3:3 (臺北,1993),頁679-712。
  6. 第六章,〈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顏李學派為主的討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2 (臺北,1998),頁245-294。
  7. 第七章,〈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大陸雜誌》,85:4 (臺北,1992),頁1-22。
  8. 第八章,〈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新作。
  9. 第九章,〈對《文史通義.言公》的一個新認識〉,收入丘慧芬編,《自由主義與人文傳統:林毓生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允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229-255。
  10. 第十章,〈程廷祚與程雲莊-清代中期思想史的一個研究〉,收入《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頁245-271。
  11. 第十一章,〈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國史儒林傳》與道光年間顧祠祭的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 (臺北,2008),頁63-93。
  12. 第十二章,〈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收入陳弱水主編,《中國史新論.思想史分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頁415-450。
  13. 附錄,〈從東亞交涉史料看中國〉,《東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別冊1 (大阪,2008),頁9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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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紳」是指明代後期江南三角洲一帶的進士、舉人等上層紳士(張仲禮的分類)。「鄉紳」一詞與「鄉官」、「鄉宦」一樣,先於當時白話小說中出現,後來成為法制詞,並擴大至全國通用。而「鄉紳」一詞和常見的「士大夫」有很大的重疊,但「鄉紳」帶有較負面的意涵,衍生出這樣的詞彙,與士大夫和民眾的距離愈來愈疏遠有關係。

宮崎市定曾以蘇州為例,指出士大夫有兩種類型,官場顯達在鄉里置產者稱之為「鄉宦」,他們雖與故鄉保持聯繫,但是常倚仗權利,在鄉間為所欲為,故成為民眾怨恨的目標。而那些被拒於官場的鄉里士大夫稱為「市隱」,儘管有生員、舉人等學位或某官職,但熱愛故里,與民眾同甘處。宮崎氏的「鄉宦」、「市隱」分類雖看出士大夫與民眾的兩種關係,但卻看不出時代的連續性,因為士大夫與民眾的關係是由親至疏的,即從「民望」到「鄉紳」的過程。

明代中期以前,江南的士和民生活空間是一體的,多居住在鄉間從事農業經營、水利開發,並負擔糧長等徭役,稱之為「鄉居地主」。但在明後期(約在嘉靖年間),因為江南的商品經濟愈來愈發達,商業化的結果,使士大夫日益追求私人的利益,以官僚身分為後盾,拒絕負擔徭役,濫用優免的特權,並有接受他人田土詭寄或投靠的行為。其居住空間也開始產生變化,有城居化的趨勢,可說是與鄉村居民切斷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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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的思想有許多變化,傳統儒家的道德規範在不同程度上被背棄,如錢謙益(1582-1664)、吳偉業(1609-1671)等黨社人士都選擇降清,黃宗羲雖不仕清,卻與當朝官員有所接觸。溝口雄三(1932-2010)以王守仁(1472-1529)的心學不否定人欲、李贄(1527-1602)用「童心說」追求人的社會本質,而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表達肯定「私欲」的民本主義與否定絕對君權的新式君主觀,皆使社會秩序觀產生質變,形成一種承認人性情感和欲望的思想趨勢。

溝口氏並以思想的變化討論「鄉治空間」的概念,「鄉治空間」是指各地社會秩序得以形成的場域,是由官吏、鄉紳、平民通過宗族、行會、善會、團練等組織的活動形成的活動空間或秩序空間。明末清初的「鄉治空間」呈現膨脹的狀態,民眾意識高漲一方面與黃宗羲、顧炎武等人提倡的「封建」、「公論」言論有關;一方面也是天理、人欲、理氣論等哲學概念產生變化。溝口氏認為民眾組織宗族、參與善會等活動的原因可能與此有所關聯。

其實我還不太理解「鄉治空間」和晚明思想的關聯性,溝口氏在書的下一章〈動盪的清末民初時期〉也許還會再解釋。不過,我想起奧崎裕司〈明代地主思想之分析〉這一篇短文提到的一個見解,或許可以幫助我理解溝口氏的思路。奧崎氏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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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森正夫的〈地域社會與森林:傳統與現代〉一文,發現最後有一個參考書目表,貌似滿有用的,就把他抓出來。幾年前寫環境史專題時也有整理過,但日本學界的研究始終不熟悉,可惜今天才看到此文。不過,邱老師有很多篇講森林砍伐的,森氏皆都沒列出,我把他放最後面好了。

一、日本關於中國明清、近現代森林史研究
(1)上田信,〈清代的福建社會〉(《問俗錄》解說。陳盛韶撰;小島晉治、上田信、栗原純譯,《問俗錄 福建、臺灣的民俗與社會》,東洋文庫495,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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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笑菲的《狐仙》裡面有提到狐的隱喻,早期的狐仙與胡人形象有關,明清的狐仙常常是以藝妓形象出現,蒲松齡的《聊齋》中多為這類。昨天讀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看到了類似的說法,略云:

寅恪嘗謂河東君及其同時名姝,多善吟詠,工書畫,與吳越黨社勝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師友之誼,記載流傳,今古樂道。推原其故,雖由於諸人天資明慧,虛心向學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閨房之閉處,無禮法之拘牽,遂得從容與一時名士往來,受其影響,有以致之也。淸初湽川蒲留仙松齡《聊齋誌異》所紀諸狐女,大都妍質淸言,風流放誕,蓋留仙以齊魯之文士,不滿其社會環境之限制,遂發遐思,聊托雲怪以寫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實則自明季吳越勝流觀之,此輩狐女,乃真實之人,且為籬壁間物,不待寓意遊戲之文,於夢寐中求之也。若河東君者,工吟善謔,往來飄忽,尤與留仙所述之物語髣髴近似,雖可發笑,然亦足藉此窺見三百年前南北社會風氣歧異之點矣。

意思是說蒲松齡筆下的狐女大概都跟那些有才華的名妓很像,其實蒲松齡就是藉此諷刺那些女性,意圖導正社會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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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中學國文課教《孟子》時有一句:「孫叔敖舉於海。」然後老師們就會補充孫叔敖一生中最值得說的一件事,即他看到了「兩頭蛇」,傳說看到必死,為了怕別人也看到,於是孫叔敖便把蛇打死。有的參考書還有插畫,畫的兩頭蛇是「Y」字型的樣子,一個身體在前端伸出兩個頭,自然界中確實有這種基因突變的蛇存在,東南亞佛教裡的「七頭蛇」、「九頭蛇」也是這種形象,只是頭的數量不一樣。

    前幾天我翻《三才圖會》,覺得我可能搞錯「兩頭蛇」的意思了,原來兩頭蛇的頭是在首尾兩端,而且居然還有腳。清人阮葵生的《茶餘客話》也載:「予在湖南澧州,見小蛇,色微赤,長七寸許,尾端有首,兩首並行。」黃一農院士的名著《兩頭蛇》是取自明末天主教徒孫元化的詩,孫元化詩中把他看到兩頭蛇後,與自己的心境相比擬:「首鼠兩端乎,猶豫一身爾。」是指他進退維谷的處境,如果是Y字型的兩頭蛇,可能這種拉鋸感就不強烈了,所以孫元化看到的大概也是這種「一」字型的首尾兩頭蛇吧!

20141019     如果按《三才圖會》的文字說明來思考兩頭蛇看到必死的傳說,那是因為兩頭蛇會吃人的關係,孫叔敖既然把蛇打死了,當然人就不會死了,其他文獻裡面的兩頭蛇是長怎樣呢?兩頭蛇又有多大隻呢?值得考察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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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盛京時報》看到許多有趣的廣告,可能是因為滿洲國的關係,大多廣告都是日商。森永製菓成立一百多年了,在1934年的報紙上看到也不奇怪,不過80年來始終如一,包裝居然都沒變,也算是一件奇事吧!

20141018

20141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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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涇濱:在商埠附近為了茶葉貿易而發展出來的語言,除中英夾雜,還有印度語和葡語,好久不見(Long time no see)的出處就是洋涇濱英語。(68頁)

洗澡:福鈞搭船時,座位在船尾,附有草蓆,每天早晨還供應一盆熱水可以梳洗,作者又補充說:「十九世紀的中國人和歐洲人不同,會天天洗澡。」(81頁)其實也不盡然,北方地區我不清楚,不過江南地區的人確實比較常洗澡,也有類似的消費文化。

銀圓:福鈞的目的地是安徽的產茶區,在搭船離開杭州不久,福鈞的隨從小王支付墨西哥或西班牙的銀圓給船長,船長將收到的銀圓拿去客棧賭博,客棧老闆認為是偽幣而拒收,船長於是要求小王改付銅錢。(83-84頁)銀圓在晚清非常流行,徽商也在使用,為何在杭州附近就不流通了呢?書中說在內陸很罕見,倒也不盡然,我想也可能是成色不足的關係,因為銀圓很漂亮又便於交易,有時候民間會當一兩用,不過銀圓含銀約只有6至7成,因此對一方不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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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讀歐立德的《乾隆帝》,書中提到乾隆帝是在西方具知名度的中國古人之一,但西方學界對於乾隆的研究卻非常少,只有康無為(Harold Kahn)的一本專著。我從來沒有讀過康無為的著作,就找找看有沒有中譯本,結果只看到一本中研院近史所1994年出版的演講集《讀史偶得:學術演講三篇》,而且居然還訂得到,所以就買了一本。

        收到的書已經泛黃了,果然年代相當久遠。因為是演講集,所以沒什麼架構,單純只有三篇內容互不相關的演講,分別是:〈三位史家以及對他們作品的反思〉、〈帝王品味:乾隆朝的宏偉氣象和異國奇珍〉、〈「畫中有話」:點石齋畫報與大眾文化形成〉。   

        第一篇〈三位史家以及對他們作品的反思〉最有意思,是評論史景遷、魏斐德、孔復禮,作者說選擇此三人單純是因為喜歡他們的作品,他們的書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表現出很宏觀的氣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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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對組黨的態度,吳乃德在《百年追求》第二卷提到胡適雖然沒有領導反對黨的意願,對雷震的組黨行動卻一直是百般鼓勵。1958年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後,還告訴雷震,屆時召開成立大會時,必會出席捧場(127頁)。可是1960年當黨名和成立大會大概日期已底定時,雷震前往拜會胡適,胡適雖參加第二次主席團會議並給予建議,卻勸他們不要組反對黨(153頁),赴美後接到雷震詢問何時回國的信,甚至回信道:「你們反對黨什麼時候成立干我底事?我的回國日期與你們何干?根本不應該問我的行期。」(158頁)胡適態度為何會有如此大的轉變呢?作者僅提到一點線索,即雷震被捕後,當年年底胡適見蔣中正,表示數週前和新黨運動的領導人聚餐,曾說要暫緩成立新黨(193頁),隱約透露胡適早已認為當時組黨不會有好結果,至於此是否為胡適立場轉變之因,抑或是胡適向蔣中正傳達求情之意呢?《百年追求》沒有提供足夠的資訊給讀者判斷。

        萬麗鵑編註的《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提供了另一種可能的情況,儘管雷震自1956年始,給胡適的信中不斷地遊說胡適協助參與組黨之事,[1]可是胡適的態度顯得消極許多,無論日記或信件都鮮少談到此事,亦曾為組黨事函雷震,評論組黨宣言之缺失。總之,就組黨而言,雙方有著不小的認知差距,胡適本希望國民黨分化出新政黨,放棄這樣的觀點後,對組織反對黨就不甚熱衷,曾對雷震表示:「丁月波和你都曾說過,反對黨必須我出來領導。我從來沒有回信。因為我曾來不曾作此想。[2]

再比對雷震日記,發現他對於胡適的參與抱持過分樂觀,甚至一頭熱的情況,如1960525日雷震在日記提到赴南港胡適處,胡適「語多勗勉,並向新黨道賀」。當天胡適日記卻只記載胡適赴醫院健康檢查的數字,即使當月日記中有組黨的簡報,卻沒有文字,難以判斷其意向。萬麗鵑分析胡適的組黨立場,誠如不願掛名為《自由中國》發行人一般,大約只希望維持「諍友」的態度,而非捲入其中。[3]因此《百年追求》中胡適態度之反差,也有可能是史料運用不同所致,且19608月胡適赴美後,在致雷震的信中對《組黨宣言》的宣布時機寫道:「我的行期,一時難定。我期盼你們千萬不要『盼俟先生到台後再宣布』。[4]」口氣並不像《百年追求》引用的那樣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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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讀呂世浩的《秦始皇:一場歷史的思辨之旅》(臺北:平安文化,2014),和期待有些落差,我本來以為是「百家講壇」類型的讀物,結果發現本書著重在歷史學習方面,作者意在帶領讀者如何學習歷史,所以本書一再地告知讀者歷史的功用。

不過也受到一些啟發,例如我過去沒有注意「姓」與「氏」,作者以商鞅為例,他問商鞅姓什麼,學生告訴他商鞅姓商、商鞅姓衛,商鞅姓公孫。正確的答案應該是姓姬,因為商鞅是衛國的公族,衛國公姓是姬,而秦國把商這個地方封給他,所以便以封地為氏。現代漢語都把姓氏合在一起看,所以感覺不出差異,經過作者這樣簡介就很明白了。

又如《史記‧秦始皇本紀》提到:「三十年,無事。」作者很敏銳地注意到「無事」的重要性,指出編年記事的寫作方式,如果那一年沒有事,一般都會跳過,直接記後面的年分。太史公強調「無事」就是一件大事,因為秦始皇即位以來連年有事,所以三十年難得的「無事」隱含的重要意義便在這裡。看到這一段,我就不免想到黃仁宇《萬曆十五年》的英文書名是“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同樣是說一個「無事」的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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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出版的《檇李文系》點校選輯以宗族作為一個主題,收入宋至清代嘉興地區的譜牒、祠祀、義田等文章205篇,史念在《《檇李文系》選輯‧宗族》書後撰寫了一篇名為〈從本書看嘉興地區宗族的一些問題〉的後記,亦提及嘉興宗族的一些問題。

    史氏指出嘉興地區唐代以前是名副其實的水鄉澤國,海潮湧降無常,人口稀少,至唐末五代時期才發展成農業重地,與中原地區相較,宗族體系不夠嚴密,其特色為許多人戶來自移民,社會流動性大,據《檇李文系》提及的六十餘戶家族,僅有少數為土著,其餘或從北方南遷,或從徽州、福建、江西等地遷入,族譜中多有祖原居某地、來自某地等記載。加之明初朱元璋打擊豪強,嘉興大戶流放外地,以及至外地經商、仕宦、留居不歸者,皆促使本地人戶流動增加,亦使封建宗法家長制逐漸鬆動。

    以外來人戶多為特點的人口結構,決定了宗族根基淺、戶型散的社會結構,史氏分析定居在嘉興的人戶,清初只有十幾世,至清末亦不過二十多世。其中名門望族在這樣的環境下也往往「別為宗派,分立支系」,散居各地,儘管嘉興地區仍有巨室大族,威權已逐漸褪色,隨著市鎮、手工業發展,中低層人戶、小宗族的地位隨之提升,這些家族規模雖小,同樣會修牒譜、建祠宇,子弟也能透過科舉出仕,形成新興氏族。清初嘉善文士趙德在〈增修家乘序〉中便感慨大宗族家長制不復存在,寫道:「今宗法所以廢者,由宗子之非其人……若無宗法,何事不可為,勢必覆宗絕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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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家範也感覺細細辨味,「江南無宗族論」有一定的深刻性。其指出族群的認同可藉由血緣、業緣、地緣等三個方式構成,宗法制度在此三條線索緊密重合時能夠發揮強大的生命力,然而經過了多次的戰亂遷徙,中原不少古老宗族南下僑寓客鄉,與本土居民雜處,即使再團結,也難與昔日相比。

    宋代以後的族譜追溯「族源」與明清時期盛行「聯譜」,可視為宗族連結弱化,他們試圖整合疏離的譜系,也就是宗族異化的過程,聯宗所形成的網絡只是鬆散的「地緣性同姓網絡」,業緣則成為替代宗族的利益結合體,意即原本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族已經過深刻的改變。[1]因此宗族的強弱在各地有很大的差距,華南、徽州、江西等地,或人口流動率低,或是外來移民在「客居地」自我團抱,該地的宗族制度就不容易瓦解;反之,則有許多地區的宗族藕斷絲連,呈現功能似有似無的現象,誠如江南地區,即使宗族組織及其祠堂、義田、族譜俯拾即是,但嚴加考察明清的宗族表現在江南的實況,不難看出種種衰變的史實。

    王氏接著從幾個實例為證,葉夢珠的《閱世編‧門祚一》:「以予所見,三十餘年之間,(宗族門第)廢興顯晦,如浮雲之變幻,俯仰改觀,幾同隔世。」可見宗族觀念隨貧富、貴賤的分化而顯現鬆垮的趨勢。明清文集中保留不少重修祠堂的序、記,既可視為宗族存在的例證,卻更像弔唁宗族共存共利關係衰亡。另一方面,宗族還可能成為紳士互相爭利的工具,其資源被紳士把持算計,族眾彼此間人情淡薄,甚有為田產分割爭訟互控之事,如明末發生的「民抄董宦案」,董其昌與范昶實有姻親關係,卻遭董家奴僕毒打,引發一連串不可收拾之後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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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歌爭議最著名的就是「中山堂事件」,1978年黨外人士助選團在中山堂召開記者會。開始之前,按例須演場國歌,在場人士遂將「吾黨所宗」一句改為「吾民所宗」,此後引發了一連串的爭論。

其實雷震1953年就對「吾黨所宗」這句歌詞有意見,他在《自由中國》79期的〈監察院之將來(一)〉提到:「明明是國民黨,偏偏要他黨他人在唱國歌的時候換黨籍,該是一件多麼傷害感情的事情。」這篇文章其實主要是從三權分立的角度質疑監察院的性質與立法院重疊,文章寫得很長,分成六次刊行,一直連載到83期,後來還有發行單行本(自由中國社叢書之二十三),批判國歌只是順便一提而已。

可是這樣幾句話卻引起國民黨的不滿,國民黨專門處理新聞輿論的機構「中央委員會第四組」寫了一封信去與雷震商榷,內容除了回應雷震對監察院的質疑外,也回答了「吾黨所宗」之事,信中說「吾黨」就是「吾人」的意思,指雷震言辭挑撥,傷害國民黨與民、青兩黨(民社黨、青年黨)的感情,要求往後有建議,應該用黨員的身分透過組織,轉達至中央。雷震一週後回覆了此信,說將「黨」解釋為「人」太勉強,因為此歌本來就是黨歌,這是全國人民都知道的事情,至於稱雷震傷害國民黨與民、青兩黨之感情,雷震則說兩黨對於國歌多抱持憎恨的態度,本來就沒有什麼感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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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育的《一個臺灣太監之死:清代男童集體閹割事件簿》[1]一書,主要是描述林爽文事件後,餘孽林顯、林表被送至北京閹割為宦官,後來為了傳嗣,聯繫到臺灣的弟弟林媽定,本以為一家可在北京生活圓滿,未料林媽定的舅舅劉碧玉財迷心竅,欲充當噶瑪蘭地區的業戶,偽造了戶部文件,坑騙吳沙等當地人,事件被揭發後,林顯、林表、林媽定等人被處死,相關人等也受到牽連,至於元兇劉碧玉則在押送過程失蹤,可能是過海時遭遇船難而死,一說是逃到南洋,此事在十年之後續查,確認劉碧玉與船上的差役都未回鄉,最後就以海難結案。

可能是此事件不足以支撐起一本書,故本書除了此事件外,圍繞著林爽文事件,前後還補充了幾個支線故事,如閔籍男童謝福冒充臺籍李止夫案、莊大田之孫莊阿莫閹割案、明清閹割的歷史(書後還有兩篇關於閹割的附錄),並描述林爽文事件時台中大里地區的作戰情況、噶瑪蘭墾殖的歷史背景等。

我嘗試查了一下,書中運用的材料在《實錄》、《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明清檔案》、地方志裡面應該都可以看到。「捏造部照圖充噶瑪蘭業戶」算是滿有名的歷史事件,作者並非第一個發現的人,大陸的學者陳孔立教授在「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25周年學術研討會」中曾發表一篇〈1815年臺灣籍太監林表之死〉(網路有pdf)就是討論此事,架構與本書差不多,不過陳孔立教授還有一小節討論到風俗的問題。另外,許雪姬教授有一篇〈宜蘭開發史事探微──吳光裔事蹟考〉也討論到噶瑪蘭的業戶問題[2] ,皆可以作為本書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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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作者吳乃德時而在文中諷刺國民黨的獨裁手段,偶爾也採用地一人稱的方式分享自身經歷,如其與夏道平短暫的交往(31頁)、目睹國民黨選舉作票的過程(134頁)等,讀者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作者在文字間流露的情感,以及其對臺灣民主的關懷。且透過精選的《自由中國》社論引文,讀者更可深入地從殷海光、雷震的文章中看到他們對自由的追求。也因如此,本卷帶有較重的理論,讀起來難免覺得沉重。

誠如在〈導言:我們共同的故事〉所一再批判的,本卷有意打破社會上普遍認為蔣經國是民主推手的溢美看法,作者屢次提醒讀者特務出身的將經國在排除異己所使用的殘酷手段,如以匪諜罪名處理情敵任顯群(160頁),又如雷震案時,曾到警備總部指導黃杰辦案(177頁)。此外,接班在即,蔣經國為營造塑造開明形象,鼓勵年輕人說話,作者則援引陳鼓應等人給蔣經國的信,指出青年不是不說話,而是震懾於情治單位而不敢說話,戳破了蔣經國的虛情假意。

作者強調先賢追求臺灣民主中的意志表現,其評價雷震組黨失敗的一大原因,是整體來說缺乏長遠的謀劃,在雷震被捕後,組黨運動就不了了之,沒有像第三波民主運動般不斷地挑戰當局。這樣的看法難免太過粗略,故在〈故事的結尾:人的意志、人的價值〉中又補充說明,第二次民主運動與第三次民主運動面對的國民黨是不同的,前者是鞏固黨國威權體制的國民黨,而後者的國民黨已是被聯合國驅逐,缺乏統治正當性的國民黨。誠如其言,環境因素也是相當重要的,除了國際情勢外,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人民參與民主運動的誘因,且沒有《文星》雜誌鬆動思想秩序,以臺大師生為主的《大學新聞》、《大學雜誌》滋養,又如何能夠化作第三波民主運動的助力呢?因此,除了做為內在理路的「人的意志」,外在環境的影響也應該在本文中一併介紹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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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以民眾為核心,出現的人物相當多,許多人物前後參與不同的組織與活動,讀者來回翻閱時較為不便,如果能有人物網絡圖、人名索引與生卒年等資訊,應該會更理想。

不過,本卷有豐富的插圖,且作者常常會註明某人為當代名人之後,如彭華英的曾孫為彭百顯、彭清靠之子為彭明敏、翁炳榮之女為翁倩玉、許世楷家族有許嘉種與許乃昌等民主運動之先驅,這樣的敘述方式,確實能夠拉近歷史與當代的距離感,讀起來也較為趣味。

在事件的描寫方面,因為本卷只有章沒有節,多數的事件作者會直接以該事件為段落標題,如「八駿馬事件」、「祖國事件」、「漢奸逮捕事件」等,不過有些段落的下標比較不清楚,如「治警事件」以「拂曉大逮捕」為標題、「二一二事件」以「一個時代的結束」為標題,是比較奇怪的,推測可能因為事件太重大,要拆成兩三個段落所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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