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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日期文章:20140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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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讀歐立德的《乾隆帝》,書中提到乾隆帝是在西方具知名度的中國古人之一,但西方學界對於乾隆的研究卻非常少,只有康無為(Harold Kahn)的一本專著。我從來沒有讀過康無為的著作,就找找看有沒有中譯本,結果只看到一本中研院近史所1994年出版的演講集《讀史偶得:學術演講三篇》,而且居然還訂得到,所以就買了一本。

        收到的書已經泛黃了,果然年代相當久遠。因為是演講集,所以沒什麼架構,單純只有三篇內容互不相關的演講,分別是:〈三位史家以及對他們作品的反思〉、〈帝王品味:乾隆朝的宏偉氣象和異國奇珍〉、〈「畫中有話」:點石齋畫報與大眾文化形成〉。   

        第一篇〈三位史家以及對他們作品的反思〉最有意思,是評論史景遷、魏斐德、孔復禮,作者說選擇此三人單純是因為喜歡他們的作品,他們的書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表現出很宏觀的氣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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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對組黨的態度,吳乃德在《百年追求》第二卷提到胡適雖然沒有領導反對黨的意願,對雷震的組黨行動卻一直是百般鼓勵。1958年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後,還告訴雷震,屆時召開成立大會時,必會出席捧場(127頁)。可是1960年當黨名和成立大會大概日期已底定時,雷震前往拜會胡適,胡適雖參加第二次主席團會議並給予建議,卻勸他們不要組反對黨(153頁),赴美後接到雷震詢問何時回國的信,甚至回信道:「你們反對黨什麼時候成立干我底事?我的回國日期與你們何干?根本不應該問我的行期。」(158頁)胡適態度為何會有如此大的轉變呢?作者僅提到一點線索,即雷震被捕後,當年年底胡適見蔣中正,表示數週前和新黨運動的領導人聚餐,曾說要暫緩成立新黨(193頁),隱約透露胡適早已認為當時組黨不會有好結果,至於此是否為胡適立場轉變之因,抑或是胡適向蔣中正傳達求情之意呢?《百年追求》沒有提供足夠的資訊給讀者判斷。

        萬麗鵑編註的《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提供了另一種可能的情況,儘管雷震自1956年始,給胡適的信中不斷地遊說胡適協助參與組黨之事,[1]可是胡適的態度顯得消極許多,無論日記或信件都鮮少談到此事,亦曾為組黨事函雷震,評論組黨宣言之缺失。總之,就組黨而言,雙方有著不小的認知差距,胡適本希望國民黨分化出新政黨,放棄這樣的觀點後,對組織反對黨就不甚熱衷,曾對雷震表示:「丁月波和你都曾說過,反對黨必須我出來領導。我從來沒有回信。因為我曾來不曾作此想。[2]

再比對雷震日記,發現他對於胡適的參與抱持過分樂觀,甚至一頭熱的情況,如1960525日雷震在日記提到赴南港胡適處,胡適「語多勗勉,並向新黨道賀」。當天胡適日記卻只記載胡適赴醫院健康檢查的數字,即使當月日記中有組黨的簡報,卻沒有文字,難以判斷其意向。萬麗鵑分析胡適的組黨立場,誠如不願掛名為《自由中國》發行人一般,大約只希望維持「諍友」的態度,而非捲入其中。[3]因此《百年追求》中胡適態度之反差,也有可能是史料運用不同所致,且19608月胡適赴美後,在致雷震的信中對《組黨宣言》的宣布時機寫道:「我的行期,一時難定。我期盼你們千萬不要『盼俟先生到台後再宣布』。[4]」口氣並不像《百年追求》引用的那樣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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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讀呂世浩的《秦始皇:一場歷史的思辨之旅》(臺北:平安文化,2014),和期待有些落差,我本來以為是「百家講壇」類型的讀物,結果發現本書著重在歷史學習方面,作者意在帶領讀者如何學習歷史,所以本書一再地告知讀者歷史的功用。

不過也受到一些啟發,例如我過去沒有注意「姓」與「氏」,作者以商鞅為例,他問商鞅姓什麼,學生告訴他商鞅姓商、商鞅姓衛,商鞅姓公孫。正確的答案應該是姓姬,因為商鞅是衛國的公族,衛國公姓是姬,而秦國把商這個地方封給他,所以便以封地為氏。現代漢語都把姓氏合在一起看,所以感覺不出差異,經過作者這樣簡介就很明白了。

又如《史記‧秦始皇本紀》提到:「三十年,無事。」作者很敏銳地注意到「無事」的重要性,指出編年記事的寫作方式,如果那一年沒有事,一般都會跳過,直接記後面的年分。太史公強調「無事」就是一件大事,因為秦始皇即位以來連年有事,所以三十年難得的「無事」隱含的重要意義便在這裡。看到這一段,我就不免想到黃仁宇《萬曆十五年》的英文書名是“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同樣是說一個「無事」的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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