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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日期文章:20140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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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學者基於考古、體質、文化等特徵,將「民族」定義為有共同血統、語言、文化、生活習慣等的人群。六零年代後,人類學家轉而更強調主觀認同與族群邊界的族群定義。王明珂嘗試以中國人族群邊緣的形成與變遷來嘗試解「什麼是中國人」,以底下幾個例子說明。

中國黃土高原邊緣,包括青海河湟、內蒙古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遼西三個區域,原本接受仰韶與龍山文化的影響,人類生態上與黃河中下游地區沒有太大差別。大約在西元前20001000年左右,氣候變得乾冷,青海地區養羊的風氣漸漸勝於其他家畜,同時陶器數量減少,陪葬品變成了馬牛羊的腿骨。這即是以擴大對自然資源的利用,進而放棄了不利移動的文化因素,所以氣候乾旱化使得農牧混合經濟區南移,西元前1400年左右,在現在的陜、晉、冀三省之北,出現了一群倚賴牧羊的人群,為了生存而爭奪南方人群的農牧,南方的商人在甲骨文中稱他們為「羌」,即羊人。後來的周人也幾經遷徙後,重新強調農業與定居,以區別那些非農業、非定居的人群。

南北的對立,在西周到春秋時期逐漸凝聚成華夏觀,華夏諸國紛紛吞併或驅逐戎狄,並建築長城,這亦迫使北方人群更加遊牧化,從此沿著長城展開數千年資源競爭與維護的戰爭。商、周時期,華夏與夷戎蠻狄之分的觀念逐漸形成,其凝聚則賴共同祖源記憶,華夏各國上層家族把各種彼此的古帝王英雄傳說逐漸串聯起來,如帝嚳成為商人與周人的共同祖先。到了漢代,黃帝與炎帝成了所有華夏的共同始祖,此後「炎黃子孫」的記憶變成華夏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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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的出版印刷業在宋代以來就有著重要地位,但略遜於福建,至萬曆以後,江南出版印刷業才獨占鰲頭,其中蘇、杭、寧三大城市,以及湖州、無錫、常州、松江等城市。謝肇淛曾形容天下刻書最精緻的地方在湖州、南京、徽州,胡應麟亦曾表示天下十分之七的書都來自江南。以下介紹明清時期江南的出版印刷業出現四種大變化:

一、官營與私營出版業的消長。明代以官營為主,其書稱為「官刻本」,印刷目的不在營利,而在傳遞政治訊息以及教化百姓,尤其明初南京為全國政治中心,故有大量此類的印刷品刊出,至永樂北遷後,仍保持一定的規模,印刷最多的是南京國子監,不但接收元代集慶路儒學的舊藏,亦收購地方上的書版,還有監生親自寫字、校對、刻字,《南雍志》、《古今書刻》兩書中記載南京所印的書籍大概有兩至三百種之多。明代中期以後,私營印刷業開始蓬勃發展,「南都繁繪圖」中可看到南京店家有「刻字」、「镌碑」的招牌,據張秀民在《中國印刷史》的統計,蘇州無縣與長洲縣就有37家書坊。到了清代,官營出版業更衰弱,刻書以私營為主,且康熙十年,印刷業還成立了同業公會。私營刻印刷業的書稱為「坊刻本」,江南集中全國主要的私家藏書,是私營出版業的有利條件之一,著名藏書家毛晉,也在家中設立「印書作」,刻印他的「汲古閣」藏書。

二、印刷術的進步。最主要的是活字印刷的推廣,以及彩色印刷的出現。活字版始於宋代畢昇,明代將臘泥改為木版,價格低廉,效率高。此外,還有鉛活字和銅活字,皆見於常州,銅活字最著名的使用者是無錫的出版家華燧、安國。另外,明代江南書坊出現少數的彩色套印技術,如兩色的《蘇長公密語》,以及安徽刻書家胡正言以五色套印的《箋譜》、《十竹齋畫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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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自1554年開埠後,雖獲明朝認可,但明朝與澳門葡人的關係並不融洽,曾發生多次摩擦,如十六世紀末日本禁天主教後,到澳門避難的日人被明朝稱為「澳門畜倭」,在澳門的日人曾在私築城牆時與明朝官兵衝突。萬曆四十四年(1616)「南京教案」爆發,南京、北京的傳教士被押送回澳門。天啟元年(1621),又有廣東政府派兵入澳門毀城之事。至明朝對東北戰事失利,具有天主教背景的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遂開始思考如何借助澳門葡萄牙人的軍事技術,最後藉由天啟、崇禎年間,明朝兩次購買葡萄牙大炮,重創滿洲兵,以及澳門葡人協助打擊華南地區的海盜等事,使明朝與澳門葡人關係恢復穩定。

雙方關係的改善體現在四個方面:一、由於皇帝對澳門提供的武裝協助讚譽有嘉,明朝對澳門葡人的態度變得較為友善,天啟二年(1622)荷蘭武裝艦隊進犯澳門,兩廣總督協助葡萄牙人抵抗;二、天啟二年後,允許傳教士在內地自由傳教;三、放寬了對葡萄牙人的管制,明朝過去曾多次有入澳門毀城的干涉行為,天啟二年後,對於築城之事大為放寬;四、重新開放廣州市場,允與澳門葡商到廣州貿易,此後又有數次開閉貿易,可視為雙方關係的晴雨表。

在明朝將滅亡之際,澳門葡萄牙人政權,始終與各地傳教是緊密聯繫,與南明朝廷亦有所聯絡,並採取援明抗清的立場。澳門葡人曾提供火炮以防衛廣州,而南明諸政權亦使臣赴澳門求援,澳門葡人對此則有善意回應,派葡萄牙兵三百人援助永曆,故永曆政權宮內後妃、太監多加入天主教。來自澳門的軍事支援一共四次,此外澳門還協助永曆使臣卜彌格赴歐洲謁見羅馬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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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文中首先指出現代化的深度是思想,廣度則涵蓋知識、政治、經濟、社會、心理等層面,而作者在文中論述的現代化,則以經濟、社會、思想為主。接著作者分析西歐現代化的觀念可追溯至十四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市場與商業的發展,以及通過政治和制度的變革,導致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然而現代化不只是工業化,過去美國學者以「衝擊─反應」模式解釋中國的現代化,其假說建立在現代化即西方化的前提下,現今已被擯棄。早期參與討論「資本主義萌芽」的中國學者,多認為現代化即資本主義化,但作者主張現代化即市場經濟,不一定要先經過資本主義社會,十六世紀出現的徽商、晉商等大商幫,就可以視為現代化的徵兆。以下作者就十六、十七世紀的經濟、社會、思想變遷討論中國的近代化。

        十六、十七世紀的經濟變遷,可作為現代化因素者,大約有六端:一、大商人資本的興起。眾多商幫的出現並非偶然,許多從原本的開中納糧轉變為長途販運;二、工場手工業的出現。包括江南的絲織業、廣東佛山的冶鐵業、江西鉛山的造紙業、浙江崇德的榨油業等,已形成十人以上的工場手工業,雖然發展不快,但對於經濟發展有重要貢獻,如棉紡織業終在明代成為重要的產業;三、財政的貨幣化。政府原本以徵收實物為主,正統前後改為納金花银,萬曆以後推行的一條鞭法,讓田賦、徭役基本納銀化,確立貴金屬本位;四、租佃制的轉變。地租由分成制改成定額制,有利佃農的生產。而承租方式也出現了押租制與永佃制,押佃制是以佃權的商品化和貨幣化為前提,反應佃農以貨幣權力獲得更多自由,永佃制讓經營權和土地所有權的分離,佃農有經營自由,並可出賣田面,提高經營者的效率;五、雇工制的演變。1588年的條例將短工視為凡人,1788年又解放長工,雖然規定未確實實踐,但法律已承認雇工的人身自由;六、白銀內流。隆慶時期解除海禁後,中國對南洋、日本、英荷諸國的貿易順差,使大量白銀內流,有利國內的貨幣流通。以上諸點雖涉及制度上的變遷,可惜未能引起體制的瓦解,中國最終仍未能出現保障產權和戰權的商法,導致現代化出現了困難。

        十六、十七世紀的社會變遷在江南最早,珠江三角洲次之,內地的變化較少,其變化均有地域侷限性,表現在四點:一、就業結構變化和商人地位提高。文獻中常出現棄儒從商或棄農就商者,陝商、晉商故鄉文獻有「商賈十之九」的誇張說法,且商人地位提高,士大夫亦喜結交富賈,朱國楨、龐尚鵬均有農商平等之說;二、宗法制度復興。明中葉大禮議事件後,富家興起建祠堂、修族譜、置族田之風。復興宗法制度與商貿繁榮互為因果,只要條件允許便會有復興運動,復興也有助於貿易經營;三、鄉紳權力的膨脹。晚明大量無緣入仕的舉人、監生、貢生形成龐大的紳衿階級,且土地買賣活動活躍,大量土地集中在鄉紳手上,由於經濟實力驟增,鄉紳不但有優免、贖刑等特權,甚可干預地方事務,或是協助調解糾紛,維護社會秩序,以及參與水利等公共事業。另一方面,晚明思想解放,鄉紳不以仕途為唯一目標,亦是邁向啟蒙與現代化因素;四、奢侈的風氣。晚明時期收入普遍提高,消費又帶動生產,故社會風氣奢靡。有識之士雖注意到規範社會等級的禮制被破壞,卻有另一派的士人主張崇奢,崇奢論涉及國民收入與消費理論,其實是一種現代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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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指出全國性市場的形成,是判別「近代」的明顯特徵,在非西方地區,資本主義多為西方殖民者所帶入,因此印度等殖民地的全國性市場,可說是西方殖民主義的副產品。而15001840年,中國經濟有很大的發展,國內的生產總值占世界的四分至一到三分之一間,王國斌亦認為明清中國和早期歐洲經濟成長的動力相同,都是來自地區專業化和勞動分工,這兩項因素皆要在一個整合性市場中能運作。那麼中國是否在鴉片戰爭前已形成全國性市場呢?反對者認為1840年前中國仍維持封建社會的型態,商品經濟只侷限在區域性的農副產品交換,支持者認為明清時期的中國國內長途貿易發展快速,將各主要經濟區聯繫在一塊,故1840年早已形成全國性市場。

        作者考察1500年至1840年間,中國全國性市場形成的基礎,包括五點:一、貿易的政治環境改善。明代中後期國內極少有貿易障礙,清代時期內地與邊疆的限制亦逐漸減弱,且國家鮮少干預國內貿易,反而鼓勵糧食等必需品的長途貿易。各地雖保有各自特色的度量衡,但為徵稅等財政活動推行的統一度量衡制度在全國普遍通用,方便商業交易時轉換,趨向白銀化的貨幣,亦有助商業貿易;二、交通運輸的發展。包括水運系統的進步,內河航運網絡涵蓋中國多數的經濟區域,而陸運商道至十九世紀初以連結中國多數重要城市,甚至達蒙古、新疆、青海等邊疆地區;三、地區專業化與勞動分工的發展。十九世紀以前中國已形成東部發達地帶、中部發展地帶、西部待開地帶,東部向中、西部輸入原料,並提供成品、技術、資金進行交換,形成一個以長江三角洲為核心的金融貿易中心,而其他地區成為其商業腹地;四、商人集團與商人資本的增長。十六世紀起,出現以地緣樞紐建立的商人集團,其商業網絡幾乎涵蓋全國,且商業資本加速集中在大商人手中,清代較明代又更為明顯;五、農村商業化與工業化。許多農戶改種植經濟作物,並透過市場交換糧食、棉布,農業從家庭自給轉變為過度工、商業化。

        有了上述的基礎後,中國全國性市場才得以成形,然而全國性市場必須能夠大規模自由地流通商品、勞動、資金、訊息,以下作者就對這四個部分的增長做討論。商品流動方面,十六世紀前,除奢侈品、鹽、鐵外,糧食與布疋大多限於地方市場,但15001840年間,中國的跨地區貿易增長迅速,長途貿易量占全國貿易的2030%,主要有糧食、棉花、棉布、生絲、絲織品、鹽、茶等七大商品。勞動方面,十六世紀前的移民主要是政治性與強制性,十七世紀後,經濟性移民成為主流,國家亦支持人口向經濟較落後的中、西部移民,使勞力得以向中國其他地區流動。資金方面,十八世紀以前,商人須攜帶大量現款到各地採購,至十八世紀後,出現了帳局、錢莊、票號等金融機構,晉商更建立全國金融網絡,每年都有數千萬兩銀在其網絡中兌現,資金流動變得容易。訊息方面,晉商的大型商號實行聯號制,在各重要城市設立分號,彼此間交換訊息,掌握市場動向,而徽商則透過宗族樞紐,在族人聚會、祭祀活動交換各地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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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江南用的建材主要有竹木、磚瓦、石灰、石料,而建材隨著商業化程度提高,亦趨向專業化生產,並形成一些生產中心。磚瓦在長洲、無錫二縣,陸墓鎮與徐莊燒造明清皇宮所需官磚,而無錫製磚在明正德年間已盛行,磚窯相望,絡繹不絕。此外,嘉善縣的張涇窯、乾家窯,烏程縣的邢窯、蠻窯等地出產磚窯。石灰主要產地為宜興、錢塘、富陽,宜興。至於石料開採集中在太湖諸山、宜興、江陰、海鹽等地。太湖附近的石料在嘉靖時期曾運到蘇州府城做為防倭之用,到清乾隆時更遠輸至揚州造橋,可見其規模持續擴大。宜興名產為蓋地用的石板,江陰則產砌岸的石堰石,海鹽、烏程所產之石,往往被山戶私賣,杭州許多地區為挖石導致山地殘毀,故道光、乾隆時期屢有封禁之令。

作者觀察英國十六世紀的建材變化,發現木材漸被磚瓦取代。反觀同時期的江南,受限於石料、燃料缺乏,無法大幅提高磚瓦、石灰產量,致使江南建材生產規模無法迅速擴大,並使建材價格高居不下。民間只少盡量少用磚瓦,仍維持編茅蓋屋的工法,或是只裝修門面壁板,內部還是用竹木,因此火災時,往往災情重大。但是建造大規模廠房、倉庫則不得不用磚瓦,以絲織手工業作坊為例,擴大勞動產所的費用遠高於增置生產工具的費用,所以阻礙了小手工作坊主轉化為大規模作坊主的契機,與其建置廠房集中生產,不如通過包買的方式讓織工在家中生產。

摘自:李伯重,〈明清時期江南建築材料生產的發展〉,《東南文化》,19861(南京),頁12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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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經出版社1982年出版了十三冊的《中國文化新論》目次如下:

01.劉岱主編,《序論篇‧不廢江河萬古流》

02.邢義田主編,《根源篇‧永恆的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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