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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日期文章:20131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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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過主線任務就探索拿索地圖的人可能跟我一樣,找不到最後一塊Animus碎片,但是走到主線任務旁邊就發現了,原來是被驚嘆號擋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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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中國史的研究架構是以朝代為斷限,而異族王朝的統治,其合法性不在占有土地的大小,在於是否受漢文化的薰陶,這種現象被稱作「漢化」。近年的新清史研究則以另一個視角看待,他們認為滿人的統治已跨越長城的障礙,改變了漢人政權對「中國」的定義,且滿人的王朝嫻熟的運用「滿州特性」,與過去的朝代是孑然不同的。

粗略的比較新清史與傳統清史的差異,大致有三點:一、新清史強調「斷裂」而非「延續」,雖然滿人的政治制度是延續明代的傳統,但都做出了創新,例如軍機處、內務府、密折制度、各地的八旗駐防等等;二、新清史強調族性「區分」,而非文化「涵化」,傳統的學人多以夷夏之辨的民族觀看待清朝,如錢穆認為清朝是野蠻的部族政權,與士人政權完全異質,這是漢化論的表現,卻也說明了滿人和漢人在實施統治時,有著不同的民族特徵,滿人仍保留滿語、嫻熟騎射、木蘭秋獮的活動等,皆意在保持與他族的分界;三、新清史在空間上強調「東─西」,而非「南─北」,新清史學者注意到屬於清朝統治區內的腹地分布草原、沙漠、森林,以及他們的物質文化,打破以「中原─江南」為核心的王朝框架,乾隆皇曾做〈古長城說〉意在消解長城所劃分的文明、種族觀。在新清史學者看來,「中國」與「清朝」可能代表不同的概念,清朝不但在疆域上突破了傳統「中國」的界線,以平等心態看待西北、江南等各地區,且在文化上異於「中國」以同心圓散發漢文化的邏輯。

摘自:楊念群,〈超越「漢化論」與「滿洲特性論」:清史研究能否走出第三條道路?〉,《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12,頁116-124。本文只摘錄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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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簡單,大概只有第一次玩刺客教條系列的人才無法完全同步。次要目標的要求是解決扒手,不是殺死扒手,所以在「RT」按鍵奔跑後,當與扒手距離非常接近時,扒手身上會閃光,這時再按「B」鍵撲倒扒手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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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早稻之品種漸多,栽培也更普遍,但清中葉以後,人口快速增加,糧食不能僅靠稻作,還須倚賴雜糧,主要的便是番薯、玉蜀黍。而農家也開始從事兼業,常見的是家庭手工業,此外也有從事工商業者。

蠶絲與絲織在南方地區最發達的是太湖流域,其他地方雖然也有,但無論質與量都無法與江浙並論。苧麻及夏布的生產以江西、湖南、福建、廣東最盛,浙江山區因有華南移民,所以山地也有種苧。苧絲不僅可織夏布,也與棉、蠶絲混織。藍靛用於染布,浙江、江西、江蘇都有種,而菸草起初在福建、廣東種植,清中葉以後,因為吸食者多,湖南、湖北、嘉興也有栽種,因為收益高,所以有廢稻而種者,但種菸草會使土壤貧脊,故有倡禁之聲。

福建、廣東地區稻米不足當地所需,故多種經濟作物與其他地方交易糧食,也有專門產果物、蔗糖者,產品則透過海陸銷往江、蔗、津等處。綜觀各種經濟作物生產的情況,明顯的收入會比糧食作物豐富,中央為了維持「重農貴粟」,故不推廣種植經濟作物,反將人口增加,糧食不足的問題歸咎到佔田種植經濟作物上。地方志的作者會將物產的衰盛與奢並論,認為風俗簡樸是可喜的事,不過乾隆《吳縣志》反倒鼓勵奢華,認為刺激消費可以養活許多窮人,可見在清盛的時候,城市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以有高度消費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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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壓力的問題可分兩個方面討論,一是人口與土地的關係;二是人口壓力下,同樣土地投入過多勞力,導致勞動生產率下降的問題。人多地少是中國農業的根本性問題,儘管三零年代卜凱、翁文灝、陳長蘅等學者曾估計中國耕地面積只佔國土的8%,還有20億畝以上大量待開發的土地,雖然這樣的估計過於樂觀但諸如拋荒、墳場等土地未合理利用,以及從事工商業等非農業人口的增加,使得平均農戶耕地下降的程度不如平均人耕地那麼多。而耕地需與耕作能力相適應,1946年統計江、浙兩省農戶平均每戶有耕地16.9畝、13.2畝。明清農書多提及一個農夫約能耕10畝,李伯重、費孝通、黃炎培等學者的研究亦指出除牛耕者外,一般農戶耕作能力在10畝上下,故以耕地最緊張的江南地區而言,與傳統的集約化耕作相適應。

        人口與土地的關係,波斯坦(M.M.Postan)認為人口增長超過土地承受力時,會發生人口下降的「自我調節」。但在中國卻沒有這樣的情況,因為歐洲是農牧一體,反觀中國的農業區與畜牧區是分離的,農業區除種植外,就是手工紡織業,基本上不會用到土地,即使是種棉、桑、麻等原料,也可以透過手工業成品與外地交換糧食。以農業生產而言,作者認為重要的不是耕地面積,而是播種面積,因為中國農業以復種見長。人與土地的關係不只是種植的自然關係,還包含了社會關係,社會關係諸如佃農與地主的租佃關係、農產品商品化等等,皆影響勞動力與土地的關係。總之,人與土地的關係不能光看數字,要注意各種數字之外的因素。

        勞動生產率下降的問題,在人口壓力下,投入更多勞動力,使農業生產是在邊際收益遞減的情況下進行的,作者贊同黃宗智的看法,將一個有剩餘勞動力的小農投入他的田產裡,儘管只能獲得較少的邊際收益,卻可以獲得很大的邊際效用。況且這是理論上的情況,實際上耕地面積是增長的,通過人口往西部、東北流動,對人口高密度地區有舒緩的作用。而在最密集的江南地區,明清以來的集約化耕作不是靠投入人力,而是投入資本,例如使用肥料。作者認為小農經濟是精打細算的經濟,不會浪費資本與人力,農民不會不斷地將剩餘勞動力投入土地,而產生「五個人幹三個人的工作」的情況,尤其在近代社會,剩餘的人力可以從事手工業或到外地尋求出路。邊際產量遞減的情況是存在的,但總有效用,否則不會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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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認為中國沒有出現資本主義社會,所以用比較史的方法有所盲點,例如中國學者將地主使用較多雇工生產視為資本主義萌芽,但這是英國的衡量標準,英國十八世紀的糧食單位生產量增加,因為雇工人總直接生產人口的百分比大增。而明清中國的單位糧食產量沒有增加,刻意找出百分比不高的雇工人比例來證明資本主義萌芽,不是一個可行的方法。此外,有些史學家不太願意正視江北地區從1804年後,水稻從兩熟退回一熟,而相信《補農書》、《沈氏農書》上的精耕技術,認為技術不會倒退,只會發展或停滯。作者以家庭式農業為例,長江中下游的農家除務農物外,往往會生產經濟作物或手工業,所以家中多有紡織機,但是只有農閒才會使用,不能一味的將其視為農村副業。

中國學者在討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有十六世紀與十八世紀兩個說法,作者比較兩個時期的「農業結構」看發生何種變化。「農業結構」可以從四種關係來觀察:一、直接生產者間的關係;二、直接生產者與業主的關係,即田租關係;三、土地所有者和國家的關係,即業佃關係,即稅關係;四、國家與佃農或直接生產者的關係。

直接生產者間的關係方面,明朝農村社會組織,包括里甲、糧長制度都是政府或地主操控的制度,沒有發展出農村共同體。農民的資發組織大約在地主城居化後才出現,活動大概只限於抗租,對於農業發展的正面作用較小。業佃關係方面,明初多為鄉居地主,明中葉以後地主城居化,業主對佃農的人身關係鬆弛,以往地主可以控制大量奴僕從事生產,甚至商業活動,而清代的業主只能倚靠契約來保障其土地投資的利益,主僕的關係也變得較為平等。城居地主的出現只是佃農人身控制鬆弛的一個原因,其他原因包括明末的奴變、清朝開始削減紳衿地主的賦役優免特權,以及皇帝直接介入業佃關係,皇帝豁免稅糧時,亦請業主酌情寬減佃農田租,都防止了紳衿地主勢力過度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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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人口調查,是實行編審的方法,初定三年編審人丁一次,後改為每五年一次。編審的目的是作為徵收丁稅的依據,但人民因為耍逃避丁稅的負擔,普遍隱匿戶口,且非定居的客戶、賤民不算丁,而有身分的紳士可優免丁額,甚至有些貧脊地區、遇災荒的地區有時會免編、停編,這些都影響清初的人口統計。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但正額之外仍需繳交加派,百姓亦擔心差徭及身,不敢實報。到雍正時期,丁銀攤入地糧後,丁冊失去作用,編審廢弛,雍正十年(1732)的人丁戶口數字甚至降低為26364855單位,比康熙六十年(1721)的29148359少上許多。乾隆帝即位後,飭令各省、督、撫於每年十一月將各府、州、縣的戶口與穀數,其摺奏聞,並改以保甲查報戶口,故到前隆五年(1740)年,全國人口激增至14300萬人,不過這個數字是人口數,與過去的人丁數字有很大的不同,丁數原為成年男子的意思,在賦役上是屬於納稅單位的數目。所以乾隆以後的數字是較可靠的人口數字,只是在咸豐時期,遭遇太平天國之亂、捻亂等戰亂,致使保甲制度崩解,其人口報告的數字又較之前失真。

據何炳棣的研究,十四世紀末的人口數當在6500萬人以上,至1600年左右達15000萬人,後來經過鼎革戰亂,至乾隆六年(1741)才又恢復到14300萬人。再據《東華續錄》記載,乾隆二十七年(1762)已超出2億,乾隆五十九年(1794)達31328萬人,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達43000萬人。據羅爾綱計算的平均人口增加率,乾隆年間約千分之十四、乾隆五十九年至道光三十年(1850)降為千分之五,作者根據清末民政部、郵政局等數據,將清代人口變動分為四個時期。

一、恢復時期:十七世紀下半,經過流寇破壞,山東、直隸一代人口死亡、土地荒蕪嚴重。至康熙帝即位後,全國統一,進入太平時期,清朝軍費開支少,且康熙帝重視河務,並鼓勵開墾,雲南、四川、陝西、湖廣等地均招民開墾,人口在此時期恢復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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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聽游子安老師演講,一開始先介紹華南研究,援引詹素娟的〈從地域社會出發的華南研究──與臺灣區域史研究的比較〉[1]一文,說此文清楚的梳理出華南學派在四個區域的研究成果。投影片提到的這段我有讀過,但是我沒看過此文,所以覺得有點奇怪,回家找來看才發現註腳有提到,這段應該是轉引中國學者的研究。原出處是周建新的〈歷史人類學在中國的論爭與實踐──以華南研究為例〉[2],其提到的四塊研究成果如下:

一、香港地域社會和族群文化,代表學者為科大衛(David Faure)、蔡志祥、張兆和、廖迪生,研究著重在族群和宗教活動。

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廣府族群,代表學者為科大衛、蕭鳳霞、劉志偉,研究著重在宗族社會和國家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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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有一種論述,認為中國歷代王朝的滅亡的原因不外乎是向農民課徵壓迫性的賦稅,特別是田賦。而本書作者王業鍵認為稅收負擔是否導致人民革命,應觀察該時期的社會經濟狀況,故以《清代田賦芻論(1750-1911)》一書,考察清代田賦,檢視該理論的正確性。[1]

        20世紀以有許多研究清代田賦的專著,作者認為這些研究有幾個不足之處,如大多以《大清會典》、《賦役全書》為依據,但這些官方彙編與實際情況有很大的差距,且前人的研究在估算數據時,帶有很大的推測性質,不見得準確。本書目的在確定田賦於清朝稅收結構上的重要性,考察不同地區繳納田賦比重的變化,並加以比較。本書獨特之處是使用1911年前後各省提交的《賦稅說明書》,這份材料是各省的臨時機構──「清理財政局」提交的,該局由布政使主持,中央還委任督察,這份材料內容詳實徹底,雖然仍有些不可靠之處,但可透過地方志、其他官方稅收報告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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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在討論明代的國子監生資格捐納問題時,多持負面的見解,認為此舉惡化國子監的素質,甚至影響士風與正常仕途途徑。但伍躍的〈明代的社會:納貢與例監──中國近世社會庶民勢力成長的一個側面〉一文分析這樣政策的出現是源自民間生員的提案,且政策延續了五個世紀,可說明社會確實其需求。[1]

        正統初年以後,捐納成為解決政府財政收入不足的重要手段,起初只在需要軍餉的地區出現,且捐納項目限於低級武官、散官冠帶,影響有限。景泰初年,由於土木之變後,在于謙等人積極推動之下,政府開始大規模地推行捐納政策。生員對這樣的政策變化十分敏感,希望透過援助國家財政而獲利,如景泰元年(1450)有一位南直隸常州府無錫縣廩膳生員張賢向政府要求「送監」成為國子監生,但請求被拒絕。不過翌年,順天府房山縣儒學生員傅寧因為捐虜馬而被賞賜,他要求辭賞入監,如願成為國子監生,這個例子仍屬特例。在兩、三年後,北直隸、山東、河南連續發生水災,臨清縣學生員伍銘等願納米八百石,並申請入監讀書,禮部於是上奏請示,得到了批准,後來這樣的政策就順勢被推廣。國子監生的主要來源是會試下第舉人、歲貢、蔭監、恩生等,本來主要都是倚靠學力,少部分是餘蔭,而景泰四年登場的納貢則開了另一條途徑,即學力加財力。

前述的作法,捐納者的身分仍有一定學力,後來更從廩生逐步擴大到增生和附生,甚至擴大到一般庶民,納米入監的標準也持續下降。成化二年(1466),南直隸地區發生飢荒,起初南京兵部尚書李賓為籌集糧食,欲將廩增生員為對象開辦國子監生資格的捐納,但受到禮部尚書姚夔的反對未能實現,隨後南京糧儲右都御史周瑄又以救濟、加強治安為由,再次提出開辦捐納,終於得到批准,廩生捐一百石,增生只要比廩生再多捐米五十石,都可以成為國子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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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衛(David Faure)在〈告別華南研究〉一文中詳述了他的學思歷程,在文中最後,他告訴讀者為什麼要告別華南研究?因為他認為華南研究只是瞭解中國社會的一條路,必須把「華南學派」的理論拿到別處檢驗,其寫道:

我感覺到我不能一輩子只研究華南。我的出發點是瞭解中國社會。研究華南其中必經之路,但不是終點。從理性方面來想,也知道現在是需要擴大研究範圍的時候。從華南的研究,我們得到一個通論,過來的工作就不是在華南找證據。我們需要跑到不同的地方,看看通論是否可以經起考驗。需要到華北去,看看在參與國家比還華南更長歷史的例子是否也合乎這個論點的推測。需要跑到雲南和貴州,看看在歷史上出現過不同國家模式的地區(我是指南詔和大理)如何把不同國家的傳統放進地方文化。我們不能犯以往古代社會史的錯誤,把中國歷史寫成是江南的擴大化。只有走出華南研究的範疇,我們才可以把中國歷史寫成是全中國的歷史。[1]



[1]科大衛(David Faure),〈告別華南研究〉,《學步與超越:華南研究會論文集》(香港:文化創造出版社,2004),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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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許雪姬,〈在「滿洲國」的臺灣人高等官:以大同學院的畢業生為例〉,《臺灣史研究》, 19:3(臺北,2012),頁95-150。
2. 劉恆興,〈大道之行也──「滿洲國」大同時期王道思想及文化論述(1932~1934)〉,《漢學研究》,30:3(臺北,2012),頁297-329。
3. 郭靜如,〈日治時期臺灣、「滿洲國」小說中的「空間變異」書寫比較〉,《中正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集刊》,9(嘉義,2011),頁37-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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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叔倬教授在去年以《刑科題本》為材料,初步探討近代中國人的身高,非常有趣,由於是研討會論文,所裡這裡只能簡介該文的題旨。[1]

文中先提到過去的研究表明營養的攝取、醫療的技術,比起基因而言,對於身高有更直接的影響。由於資料掌握的困難性,近代中國人的身高並沒有太多研究,Stephen Morgan有幾篇18至19世紀中國人身高的相關研究,其得到幾個結論:一、北高南低;二、城市高鄉村低;三、男高女低;四、家庭收入會影響身高發育。

Stephen Morgan的結論是否適用於1718世紀的中國呢?《刑科題本》婚姻姦情類的檔案詳載兇死者的個人資料,正好可以作為研究的資料。將16601780年以十年為一世代分析1828筆資料,平均下來,男性為162.42公分;女性為152.8公分,值得注意的是男女身高皆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1750年的平均身高比總平均降了2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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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彬村的〈賦稅與經濟發展:以十六、十七的松江府為例〉[1]一文選擇松江府作為研究主題,是因為過去學界認為此區的賦稅有其特點,並影響當地經濟發展,作者欲對此觀點重新評估,且在前工業化以前,松江地區棉紡織業興盛,亦方便作為研究對象。全文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檢討傳統看法之得失,其次考察問題的癥結,最後評估賦稅對該地方經濟發展的實際影響。

作者歸納前人的研究,得出一個結論,即松江府地區賦稅太重,人民必須尋求其他經濟機會來生活,所以成為發展棉紡織業。作者計算松江每畝額徵稅糧,大約是全國的五至七倍,原因是長江三角洲的官田數量偏高,而官田的畝徵量亦較他地高,尤其松江地區的稅糧負擔是全國最重。何以官田比例會偏高?作者援引前人的研究指出,從南宋賈似道以降,官府就已經開始在徵收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土地,直到明初朱元璋,仍持續抄沒當地富豪土地,才會造成官田比例極高的情況。

作者嘗試從《大明會典》、《松江府志》中估算松江府的每畝賦稅,發現十六至十七世紀的數字都較全國高,然而作者認為實際情況並非如帳面所顯示,應該較輕才對,因為洪武朝、建文朝曾有幾次逋免措施,永樂朝雖取消建文朝的更張,但至宣德五年(1430)周忱巡撫南直隸又有減賦,減少了302885石,相當於原額的25%。不過,當永樂朝北遷後,起運到北方的漕糧、白糧都需要相當多的運費與人力,所以必須多徵收耗米,加上這些耗米後,總額約120萬石,看似與洪武二十四年(1391)1318012石差不多,惟作者指出洪武二十四年的數據是沒有耗米的,所以宣德五年後松江人民確實是減少了25%的賦稅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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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田孝,〈『新モンゴル』誌第2号とモンゴル人留学生による文芸活動〉,《北東アジア研究》,14-15(2008),頁225-243。
2. 吉田順一,〈モンゴル研究の過去と将来〉,《北東アジア研究》,7(2004),頁15-24。
3. 寺山恭輔,〈スターリンと満州:1930年代前半のスターリンの対満州政策〉,《東北アジア研究》,9(2004),頁8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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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良霄的〈明代蘇松地區的官田與重賦問題〉一文是較早期討論江南地區重賦問題的研究[1],全文分為兩大部分,首先討論蘇松地區的重賦問題,並對官田科則重以致重賦的說法提出質疑,而後探討周忱的田賦改革。

作者先援引況鍾所奏之數,長洲等七縣秋糧的稅糧比,官糧為民糧的十五倍,但此僅是官田賦稅較重的關係,蘇松地區宣德年間的官民田比例,蘇州約二比一;松江約五比一。接著作者介紹官田的種類,分為古額官田與近額官田兩大類,前者是指明代以前包括賈似道、元代豪族、張士誠等人收購的田產;後者是指明初朱元璋抄沒地方豪強的田地。

一般而言,官田起科較重,相傳是朱元璋要報復蘇州惡民依附張士誠之故,但作者認為官田科則未必盡重;民田科則未必盡輕,官田中功臣還官田、開耕田的科則較重。而洪武朝曾數次下令免逋,建文朝也採取類似的政策,可說明朱元璋並未遷怒蘇松百姓,只是永樂朝盡革建文措施,蘇松地區才重賦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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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玩「仙劍奇俠傳」的時候,巫女趙靈兒最厲害的武器叫「天蛇杖」,後來我在救護車或是醫院也常常看到蛇的形象圖案,就把兩件事聯想在一起,古今中外蛇與醫療好像皆有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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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院所常出現的蛇徽「緊急醫療救護服務系統」的國際標誌,又叫做「生命之星」,我國的「衛生福利部」、「世界衛生組織」的徽章上都有蛇杖的圖案。 20131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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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作者藤木ただし(筆名)原在租賃店任職,適逢AV熱潮,常常要發派劇照、宣傳新作品,後來養成興趣,成為AV評論員,曾為許多成人雜誌撰稿,亦有許多AV相關著作。

本書除前言、後記外,共有六章,分別是:〈AV前史〉、〈AV的誕生〉、〈AV女優出場〉、〈AV的「本番」時代〉、〈AV新浪潮〉、〈走向無碼〉。從《日本AV影像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書名來看,頗有新文化史的味道,可惜翻開章節,發現本書屬於通論性的介紹,仍是傳統教課書式的撰寫手法,畢竟作者並非史學工作者,此無須對此過度責難。

如果是我要操作這類的議題,我會以消費者的眼光出發,相信這樣的寫作方式,應該會更引人入勝吧!像我最近看醫療史專家涂豐恩先生的部落格(點此連結),他有一個專題介紹是「認識現代日本的十個關鍵詞」,我認為AV也可以放進去。誠如本書作者所敘述的,全球的AV產業,除了美國外,最興盛的就是日本,我們能不能從這一點去了解日本呢?美國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說日本人有著矛盾的民族性,既有菊的含蓄,亦有刀的鋒芒,AV產業似乎是嘗試理解日本人另一條幽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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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塚瀨進,〈1940年代における滿洲國統治の社會への浸透〉,《アジア經濟》,7(1998),頁2-21。
2. 山本有造,〈「滿洲國」農業生產力の數量的研究〉,《アジア經濟》,38:12(1997),頁32-47。
3. 井村哲郎,〈「滿洲國」社會事業史〉,《アジア經濟》,38:11(1997),頁9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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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淑賢,〈台灣士紳的三京書寫:以1930-1940年代《風月報》、《南方》、《詩報》為中心〉(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12)。
2.    陳力航,〈日治時期在中國的臺灣醫師(1895-194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2012)。
3.    古庭芳,〈淪陷區的女作家研究:以張愛玲與梅娘為例〉(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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