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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日期文章:2011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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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所在

        作者提到雖然自己提出不少以民眾叛亂為題的討論,但除去論及抗租對土地所有關係的影響外,就僅止於指出因民衆叛亂的地域社會之個別秩序的變動,以致於未能系統釐清它的歴史作用。因此認為理解地域社會秩序整體如何產生、如何被維持,是解決問題的前提。

秩序主要是把國家視為領導者的權力,為了實現作為共同利益的公共性之手段。即國家是維持秩序的主體,這是秩序的形成,來自上層的途徑。那麼,作者提出疑問,問道:「難道沒有來自下層的秩序形成嗎?」作者從「尊─卑」、「長─幼」與「貴─賤」等社會關係的秩序所提出構想,提到進入清代後,來自下層的秩序的哲學性思索亦被發現,並舉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為例,指出文中提示了一些有關來自下層秩序之可能的見解,略云:「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争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於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数。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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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林富士〈Peter Burke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一文的摘要[1]。彼得‧柏克(Peter Burke)主編的《歷史學的新展望》(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共有十一篇論文:第一篇是由柏克撰寫的序言〈新史學的過去與未來〉(Overture: the New History, its Past and its Future) 、第二篇是由夏普(Jim Sharpe)撰寫的〈民眾史〉(History From Below)、第三篇是由司高特(Joan Scott)撰寫的〈婦女史〉(Women's History)、第四篇是由Henk Wesseling撰寫的〈異域史〉(Overseas History)、第五篇是由列維(Giovanni Levi)撰寫的〈論微觀史〉(On Microhistory)、第六篇是由普林斯(Gywn Prins)撰寫的〈口述史〉(Oral History)、第七篇是由丹屯(Robert Darnton)撰寫的〈閱讀史〉(History of Reading)、第八篇是由Ivan Gaskell撰寫的〈圖像史〉(History of Images)、第九篇是由Richard Tuck撰寫的〈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第十篇是由波特(Roy Porter)撰寫的〈身體史〉(History of the Body )、第十一篇是由柏克撰寫的〈事件的歷史與敘述的復興〉(History of Events and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2]

柏克指出「新史學」(new history)是二、三十年來西方史學的主流,但是仍面臨了一些困境有待突破。他在序言的一開始提了幾個問題,問道:所謂的新史學是什麼?又是怎麼個新法?是一時的風尚或是長期的趨勢?新史學會不會取代傳統史學?或是二者能夠和平共存?並在序言中一一解答。

柏克指出,雖然「新史學」一詞在19701980年代才被廣泛的運用,但可追溯到法國《年鑑》雜誌創辦的1929年。與此同時,不只是法國,美國、英國與德國等國在19001930年也分別有向傳統史學提出挑戰的情況,其中美國魯賓遜(James Harvey Robinson)更在1912年就提出了「新史學」(the new history)一詞。因此柏克認為任何一種史學典範剛被提出,相對於舊有的典範,都可視為「新史學」。而柏克在這裡提倡的「新史學」主要就是法國「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的「總體歷史」(histoire totale),所謂的「新」,是相對於蘭克(Leopold von Ranke)為代表的傳統史學。新史學與傳統史學的差異大略有七點:第一點、傳統史學係以「政治」為主要關懷,新史學著眼於人類的各項活動;第二點、傳統史學注重的是對「事件的敘述」,新史學則重「結構的分析」;第三點、傳統史學是由上而下的俯瞰歷史,新史學則是由民眾的立場由下而上觀看與分析歷史。第四點、傳統史學以官方文獻為主要材料,新史學則廣泛的運用各種史料,包括視覺史料、口頭史料等等。第五點、傳統史學強調「事件」、「個人行動」之於歷史的關係,新史學不但同時掌握「個人行動」與「集體行動」,亦同樣注重「事件」與「潮流」。第六點、傳統史學強調歷史研究的「客觀性」,新史學則採取「文化相對論」(cultural relativism)的立場。第七點、新史學的特色是研究課題多元化,並與其他學科有緊密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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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伯嘉在〈戰後歐美史學的發展趨勢〉[1]一文中指出戰後的歐美史學以「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的影響尤最,故先講述法國的史學發展,接著才談論德國、義大利與美國的歷史研究。作者提到「年鑑學派」其實並不真的是一個學派,有些人也不同意將參與這份期刊的學者稱作是一個學派,只是這群學者從戰後一直到九零年代的法國史學中,是相當具有代表性(支配性)的一群,所以作者認為將他們概稱為學派也勉強說的過去。而後作者列舉三個的「年鑑學派」學者,為每一代的研究脈絡作說明,分別是第二代的布勞岱(Fernand Braudel)、第三代的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與第四代的夏爾提埃(Roger Chartier)[2]

        布勞岱的代表作是《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3],此書繼承了《年鑑學報》創刊後的研究傾向,不嚴格的劃分歷史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界限,反而密切地結合歷史學、人類學、統計學、經濟學和人口學等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布勞岱採取歷史與地理的研究取徑,結合「時間」與「空間」,將全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描述地理環境,論述人文與自然景觀之間的歷史,因布勞岱發現傳統歷史著重政治史、制度史、戰爭史或外交史的變動,他認為這些只是表面的變動,所以他將第一部分稱為「不變動的歷史」,認為此才是歷史真正的本質。第二部分討論菲利浦二世帝國的社會結構、經濟體系,布勞岱不從個別歷史人物的角度作解釋,而是把個人與事件放在大環境之中觀察,以兩、三百年的歷史為期,探討社會結構在其間循續發展的一個情況。他認為相對於「不變動的歷史」,人口增加、深層結構、社會經濟結構等現象變動得較慢,是為「長期性的歷史」。第三部分則是純史實的敘述政治事件等等。此書除了重視歷史的空間,提出「總體歷史」(histoire totale)概念外,布勞岱亦相當重視「結構」,對他而言,人類的歷史總存在一個內在的「結構」,無論是人口、經濟、社會,甚至政治、思想都存在「結構」。由此也可以看出戰後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的「結構主義」對法國史學之影響。

        作者認為若從《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觀察戰後法國史學的發展,會發現布勞岱寫作此書的出發點,就是他對當代法國處境的關懷,自1870年後法國對外戰爭屢屢戰敗,從歷史的角度看來,法國在政治、軍事上的光榮時代是過去了,但若從「長期性」的歷史、「結構性」的觀點來看法國歷史,會發現法國本身的文化並沒有變,仍是一個很光榮、偉大的古老文化。布勞岱終其一生總在關懷探索法國文化不變的面貌,這點則是他論著歷史、討論問題時所不斷重複採取的一個基本觀點。此外,布勞岱成立了社會科學高等學院(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 social),為「年鑑學派」建立了制度性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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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蕙芳老師首先解釋雜字書是以「雜字」為名的書,大致可分為教科書型與工具書型兩種,前者是幫助啟蒙識字,三字(或某定數)成韻;後者是提供日用資訊,像是家庭百科一般。由於命名的方式相當淺白,如《改良繪圖幼學雜字》、《六言雜字》等,所以通常可以從書名就了解雜字書的功能與目的。吳老師並引述羅友枝(Evelyn Rawski) 1979年發表的清代識字率研究,指出十八、十九世紀的中國有的男性約有3045%,女性則有210%的識字率。男性的比例看似相當高,但這僅為基本識字能力(basic literacy),與閱讀能力仍有相當程度的落差,所以「雜字書」在幫助啟蒙方面,仍扮演重要角色。

吳老師接著整理雜字書的演變,由於許多書籍皆已經亡佚,所以只能由編目中提到的書名來推測內容,她發現約在漢代時,就有以「雜字」為名的書,一直到魏晉左右,從書名推測這類的書應該是屬於字典或字體(/)的工具書。到了唐宋以後的雜字書,指的才是目前看到的雜字書。所以吳老師認為雜字書的演變是從字典到日常教科書,關於這個說法,李廣健老師提供了另一種意見,指出在《隋書‧經籍志》裡「雜」與「集」有通用的情況,所以或許可用「集字書」去理解早期的雜字書。

檢索古籍的記載,吳老師發現雜字書在宋元時已經相當普遍,甚至流傳到周邊國家,但是士人對此類書籍的看法多為負面,認為是較低俗的啟蒙書,不如三字經等儒家啟蒙書。但到了明清時期,雜字書的類型更為多元,士人對字書的偏見亦較少。在江戶時期的日本,雜字書的流傳並不只有中國的版本,也有日本人自己編纂的版本,對於通商貿易,或是家學習中文幫助甚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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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c1.jpg        今天上「史學研究」課,老師叫同學去白板上寫參考書目的格式。挖操!簡直在羞辱我啊!我一馬當先,衝上去大筆一揮,有如行雲流水般,完全不思考的把腦海中的《新史學》格式抄上去。寫完後,頭也不回的迅速回到座位上,從起身到回座的時間大概不到十五秒。就在我享受全班的驚嘆聲時,老師的紅筆刷的一聲,在白板上撇了一條斜線,同學的掌聲頓時化為噓聲,我居然寫錯了。期刊的出版地與日期中間的符號是逗點不是冒號,就是下面這樣:

作者,〈篇名〉,《期刊名稱》,卷期(出版地,年月),頁碼。

太奇怪了吧,可是引用專書、史料時都是冒號,像下面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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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1.jpg        由於我是Android陣營的,向來對賈杯杯有點反感,特別不喜歡媒體把他當神一樣崇拜,所以他的傳記、演講我都沒看過,刻意的不看。也因如此,自然不知道“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這句有名的座右銘。我是直到12月圖書館換佈景後,才第一次看到這句話。

        站在館前廣場,看到這句話的第一個反應是:「爛透了!這什麼屁翻譯啊!」我忍不住先拿起手機查字典,再確定Foolish沒有謙虛的含意,果然沒有!至於Hungry,我根本不用查就知道沒有渴(thirsty)的意思,只是中文會把飢與渴放在一起,所以還勉強說的過去。不過竟然可以翻成:「常保求知若渴,常存虛懷若谷。」看起來富有哲理,卻完全不達意,頗有民初林琴南之譯風。

        進了圖書館,找張椅子坐下來,我來查查別人怎麼翻,一查才知道網友對於這句話的翻譯也有很多歧見。後來發現,甚至連12月的《科學人》,曾志朗院士的專欄也提到此翻譯。而且圖書館根本鬧了個笑話,最普遍的翻譯是「存虛懷若愚」,雖然也不近原意,至少把Foolish的意思給譯出來了,外面海報的「虛懷若谷」,估計是承辦的館員或美工輸入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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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紀的那種對歷史做出一統的解釋,以及在審查史料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實證史學,在二十世紀後都逐漸為新的認識所取代。當今的歷史學家很少還會有像黑格爾(Georg W. F. Hegel)一樣的企圖心,以一己之見去詮釋歷史的變動;也很少有歷史學家有像蘭克(Leopold von Ranke)一樣的信心,認為只要掌握史料就能重現歷史的真相。歷史學家們對史料有新體會,認為史料只是歷史研究的起點而不是全部,因為人的行為是複雜的,不是片面的史料就能概括的,於是歷史學家在史料運用和寫作上都有了新的嘗試,開創歷史研究多樣化的局面。以下分為三個部分探討,首先考察歷史多種角度的形成,內容包括階級、性別、結構研究三個方向。接著講述研究取向的不同,內容包括小歷史、微觀史、日常史,最後探討歷史研究的分化與組合。

       歷史多樣化的明顯標誌就是歷史學家考察歷史時,不再以個人(傑出的政治家、英雄人物)為主要研究對象,卡萊爾(Thomas Carlyle)提出的「英雄史觀」已逐漸不為人所贊同。歷史學家觀察的角度改成探討個人與集體之間的關係,如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提出階級分析的概念,但他們對於集體行為?集體行為與個人的關係有何不同?等等問題沒有明確的答案。二十世紀初,歷史學家嘗試借用社會科學中「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的概念來解釋個人與集體的關係,認為人是理性的動物,而人的行為是個別的,由於每個人都想追求最大實惠,所以集體行為是個人行為的綜合。這種說法顯然將個人行為過度簡單化,歐森(Mancur Olson )指出,每個人雖然都想要選擇自己最有利的事,一旦組成團體,就會有人偷懶,因為坐享其成就變成對自己最有利的事情了,歐森將這種人稱為「不出錢的乘車者」(free riders),他的說法是想要修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認為即使利益存在,每個人不一定會為共同利益而努力,所以「階級」很難真正形成。歐森的理論啟發許多人,如哈丁(Garrett Hardin)就以「公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現象解釋英國圈地運動,發現牧羊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增加羊隻,反而造成牧地的損害,因此提出「不出錢的乘車者」其實才是集體行為的特點。

       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方法得到修正,在六零至七零年代的西方史學界仍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湯普森(E. P. Thompson)分析階級意識形成的過程,他的認為階級是歷史演化的過程中逐漸塑造出來的,使階級組合在一起的是「階級意識」,而「階級意識」的產生因為人們的經濟地位不同,進而對社會環境產生一種共識,亦即階級是因經濟、政治等各種條件下的產物。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進一步以方法論的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解釋道,研究階級必須考慮當時的特定條件,查看工人是否有多種選擇與其他利弊,只有從社會結構出發,才能理解階級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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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零年代以來,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文化方面,認為人類社會走向沒落;二是在文學、美學理論上,反對將人視為世界的主導;三是表現在思想上,批判啟蒙運動後所提倡的理性主義。其中思想方面的影響,與歷史學的聯繫尤為緊密。以下分為四個主題做討論,首先探討「大寫歷史」(History),接著講述「歷史主義」(Historicism)的瓦解,最後則討論後現代主義之於婦女史研究、後殖民主義的關係。

        西方社會的現代化過程,是以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為基礎,啟蒙運動思想家認為人類通過訴諸理性、開啟心智,便可改變世界。並且他們認為人類社會將遵循一定規律發展與進步,憑藉「理性」,人類可以「敘述」歷史的進程,理解且進而預測人類的前景。這種認為人類歷史帶有規律性的說法便是「大敘述」(grand narrativea),而認為可對人類社會提出理論解釋的便是「後設敘述」(metanarrative),又可將這一歷史哲學併稱為「大寫歷史」。

        「大寫歷史」的提出,始於十七世紀的義大利思想家維柯(Giovanni Vico),他認為歷史既是由人所構成,人對自身歷史的了解應更勝過對自然世界的認識,此說起初並不被重視,隨著啟蒙運動興盛,人們的信心大增,認為科學家既然可以解釋自然的規律,那麼人類社會的規律也能夠被揭示,於是維柯的理論再度被提起。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嘗試運用科學理性去解釋歷史的發展,認為歷史本身有內在規律,歷史人物或事件的表象背後存在一種形而上的規律,即前述所言的「後設敘述」,所以人類的歷史只有一種,各地雖然發展不一致,但最後仍會趨向相同,且歷史哲學家採用目的論(teleology)來總結歷史,認為歷史會不斷地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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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面桃花的故事是描述崔護暗戀城南莊園中的一位女子,次年再訪莊園,莊園無人應門,崔護只好門上題詩一首,未料女子返家,看了崔護的詩,就患了相思病,最後絕食而死。碰巧崔護數日後又經過了城南,聽到家中有哭聲,便進門詢問,才知道女子已死,當崔護在屍體前痛哭時,女子卻悠然轉醒,最後兩人結為連理。

        這個故事本身是很奇怪的,其一、人死不能復生,此不可逆之自然定律。其二、女子復活後,父親似乎沒有感到驚訝,只是大喜。也許存在一種情況,或是絕食過久而昏迷假死,亦或是父女詐死以求嫁的計謀等等。總之,女子可能不曾死亡。然而,要探究女子究竟死了沒有,在史實上是沒有意義的。何況筆記小說情節多有荒誕之處,甚如西方格林童話中亦有類似的情節,強求其真,反而自陷大謬。故本文僅是仿俞平伯究長恨歌傳疑,試從文中推敲女子未死的可能性而已。在論述之前,我且要先立一假設,即崔護拜訪女子的故事本身是存在且被記錄的,只是情節經過渲染,非得在此假設成立的情況下,以下所言才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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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1.jpg        幾天前,在圖書館漫無目的閒逛,走到了唐代附近,看到了一本《唐朝中央集權與民族關系:以北方區域為線索》,隨手就拿起翻了一下,其實我對內容一點興趣都沒有,吸引我的地方是書的作者李鴻賓老師。拿著書,我就想起李老師兩年前來我們系上客座的情形,回憶起來,覺得很有意思,所以我決定寫出來。

        李老師是我三年級的時候來到系上的,我與他正式見面的時候,他已經來一個多月了。因為他第一個月是在「中國通史」講課,第二個月才講授「中國中古史」,他是在那個時候才認識我。那段期間,電視媒體都是「小小彬」的話題,所以我們在背後都叫李老師「老賓賓」(還是「老老賓」,我有點忘了)。雖然我過了一個月才聽到李老師講課,但我很早就見過他了,因為我在圖書館都待到八九點,不誇張,通常六點以後,二樓常常只剩下我。有一天,我吃過晚飯回到圖書館,看到一個中年男子在翻《新唐書》,我就覺得這個人怪怪的,後來我連續幾天都看到他,我就想到,這個人肯定是來系上講課的李老師,他的桌上堆了一疊書,一面翻書一面打字,我想大概是在趕稿吧,所以也沒有去打擾他。之後聽說李老師是來自中央民族大學,我就想要問他蒙曼的事情,可是後來不知怎麼了,總之最後就忘了問,真可惜!

        李老師的風采很好,講課很有精神也很有條理,一上課就會先說他今天的主題是什麼,有的時候也會發講綱,同學一致認為他講的比某某某還要好。李老師講「中國中古史」的課程時,大致上是接續清連哥的進度,就講關隴集團武家與李家的關係,最後幾次則講他專長的部分,突厥斯坦還有北方遊牧民族,詳細的內容,在這裡我就不深講了。第三個月李老師是到「史學方法」講課,前幾次是講考證,後來則是講中國的馬克思史學,中國史學的五朵金花。這個話題,臺灣的學者是很少談的,大概覺得沒必要吧!但是李老師卻花了兩個星期講,到了最後提問的時候,我忍不住問了一個問題,內容大概是說,用馬克思史學治史,會不會淪於教條式的框架,否則為什麼陳寅恪在對科學院的答覆中,堅持不要用馬克思主義。這個問題當然有衝撞性,問完以後還引起同學一些迴響。李老師的表明他的立場,說是新左派云云,他的答覆很長,不過有一個原則是說,在純粹學術的角度上而言,這個擔心是不必要的,而他講中國的馬克思史學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化解我們的誤解。等到李老師回去了以後,清連哥問我們上了什麼?有同學又提到了這個問題,黃老師也提出了他自己的見解。那個時候,其實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也僅僅在於西洋史學史課本中提到的一點而已,我當時的問題其實已經有先入為主的偏見了。隨著閱讀的日廣,如果是現在,我就不會這樣問了,我感覺在閱讀的世界裡,知道得越多就覺得自己越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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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的名妓在面對改朝換代時,具有不同程度抗拒新政權或朝廷奸佞的舉動。例如崇禎十五年(1642)五月,張獻忠(1606-1647)攻破廬州府,蔡如蘅(?-1642)被擒,並在蔡宅中搜得名妓王月(?-1642),王月被留營中押寨,卻忤逆不從,最後被張獻忠蒸置於盤,以享群賊[1]。順治元年(1644)三月,鳳陽督師馬士英(1591-1646)的兵卒鼓噪而散,突至淮城西門外,擄掠百姓,妓女悉被擒,獨燕順(?-1644)不從,他被士兵綑綁在馬上,仍試圖往下跳,並且哭詈不止,最終被士兵所殺[2]。李香君(1624-1653)曾要求侯方域(1618-1654)不要與阮大鋮(1587-1646)接觸,之後侯方域落榜,與李香君辭別,田仰(1590-1651)曾以三百金邀李香君一見,被李香君斷然拒絕[3]。鼎革之際,顧媚(1619-1644)亦曾與龔鼎孳(1615-1673)投井未遂[4]。順治二年(1645)五月南都之變,柳如是(1618-1664)嘗勸錢謙益(1582-1664)殉國,柳如是奮身投池,卻被錢謙益拉住而不得死[5]。順治三年(1646)年,清兵攻至衢州,楊文驄(1597-1646) 退兵浦城時為追騎所捕獲,他與監紀孫臨(1611-1646)皆因不降而被戮[6]。孫臨的小妾葛嫩(?-1646)亦被縛,清兵主將欲犯之,葛嫩大罵,嚼舌含血噴其面,遂被殺[7]。冒襄(1611-1693)與董小宛(1623-1651)則是消極的不仕清[8]

    上面提到的七位名妓,抗拒的對象分別是為流寇、清兵與南明佞臣。可以其簡單歸納為三類:第一類,王月、燕順、葛嫩,她們抵抗的可能是身體上受到的侵害;第二類,顧媚、董小宛是較為消極的抗拒行為;第三類,柳如是、李香君則表現出對國家的責任感,而有主動的抗拒行為。

    第一類的女性,較難界定是為己或是為國,而且這類的故事是典型的烈婦書寫,類似的例子相當多。而第二類與第三類的女性在定義上有模糊的空間,首先要考慮是出自於自願或是非自願的陪殉,才能夠進一步確認,在此指的是出於自願者。第三類的女性則有較為積極的國家責任感,在此姑且稱之為「國家認同」,以國家而非民族做為一個認同核心的原因在於其抗拒的對象既有滿人,亦有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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