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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日期文章:2011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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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數位化史料的發展,1991年史語所與中研院計算中心合作開發了二十五史資料庫,內容大約有4000萬字,完成初期圖表等問題尚未克服,約有600萬字無法查詢[1]。至今此類問題已經完全排除,不但檢索更為便利,「漢籍全文資料庫」更在其基礎上增加收錄歷代典籍580多種,字數達4.1億,如今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漢典全文檢索系統」[2]已達1.5億字的規模,若加上其他大型電子資料庫,則達20億字以上。

隨著數位資訊迅速發展,龐大的史料被數位化,歷史研究者該如何善用,著實是一個重要的課題。黃一農院士有感史學研究已經進入一個前人所無法想像的新局,學者有機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掌握到前人所未見的史料,進而填補歷史上的縫隙,論斷先前所代考的疑惑,故表示「e-考據」的時代已經來臨[3]。惟黃一農院士亦強調清晰的問題意識與靈活的搜尋條件皆為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從事「e-考據」不僅須熟悉網路資源,還必須要建立在深厚的史學基礎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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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成勉教授在〈再論明末士人的抉擇─近二十年的研究與創新〉中提到了以「創傷」做為方法,研究清遺民的例子[1]。文中列舉司徒琳(Lynn A. Struve)的“Confucian PTSD: Reading Trauma in a Chinese Youngster's Memoir of 1653.”(儒者的創傷─《餘生錄》的閱讀)[2],以及嚴志雄的〈體物、記憶與遺民情境─屈大均一六五九年詠梅詩探究〉為例[3]。本文即為司徒琳的論文簡介。

司徒琳此文首先介紹中國在鼎革之後的動盪與歐美研究「創傷後壓力失調」(PTSD)的理論;次而探討張茂滋在《餘生錄》所經歷的苦難;最後是儒家信仰在創傷中的表現。全文圍繞在事件是否在記憶中留下創傷?受創的心靈是否能夠痊癒?受創者的信念與價值系統為何?張茂滋做為一個儒者,他篤信的儒家價值體系,如何在「舒放」(acting out)與「修通」(working through)間產生功能[4]

        1620-1670年代是中國歷史上極具暴力的時期,動亂的原因有流寇橫行、明清鼎革、清朝壓制、三藩之亂等。這些動盪對文學產生衝擊,刺激描述自我(self-writing)的著作普遍發展,使得17世紀中葉湧現大批回憶錄式的個人記事。其內容繁多,缺乏一致性,只適合用自我檔案(ego-document)一詞來統括。以司徒琳檢視的數十件著作為例, 會發現這類文本的作者回憶自己精神與肉體的痛苦,是希望為能傳之於後代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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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子健在〈史學的方法、技術與危機〉[1]中分享了許多寶貴的技巧,對於史學研究大有助益,惟有一些地方我覺得的其說法尚可商榷。如他提到早期的年鑑學派目空一切,收集的資料時而無關宏旨,可說「彙集年鑑,得不到分析線索。」此說未免偏頗,應是受當時量化史學方興未艾的風氣影響[2]。年鑑學派的旨趣在注重歷史的長時段發展與跨學科的研究,汪榮祖嘗言:「年鑑一類的史學正是此派不屑一顧者[3]。」且第三代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亦以量化方法所見長,而愛力克森對於甘地的研究倒也沒有像劉子健講得如此不值。1980年代年鑑學派提出的新史學,影響所及,劉子健已無從知曉。

至於量化學派與心理學派的困境,杜正勝對1971年復刊的《食貨》雜誌有以下評論,或可做為參考:「《食貨》引用的社會科學方法,主要是計量分析和心理分析,在美國都曾經風行一時,也有少數成功的著作,然而中國史料(尤其近現代以前)卻很難應用。中國傳統缺乏數據觀念,即使有,也不精密;至於記錄個人心內的資料更少,過去幾十年只有明清族譜的分析研究稍有成績[4]

        在此我想試以嚴耕望在《治史經驗談》[5]第一章中提到一些方法與劉子健稍微做比較,觀其異同,相互補充。首先,嚴耕望談及「專精」與「博通」,但強調的還是博通,寫道:「為要專精,就必須有相當博通。」所謂博通,一則要是史學本身的博通,即對上下古今有相當的了解,尤其是自身研究的前後代。二則是史學外的旁通,即涉獵各種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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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劉子健,〈史學的方法、技術與危機〉[1]的摘要。作者首先提到90年代初期海內外的中國史研究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趨勢,一種是討論方法的風氣很盛;一種是思想史的研究風行一時。在這種情況下要如何談史學方法?作者認為許多談史學方法的書籍,無非就是教導學生把握參考工具、小心考證、精細分析、搭配適當史觀以達成結論。除了這些也沒有其他旁門,因為「歷史是綜合範圍的綜合科學」,研究的範圍、對象不同,不見得有共同的方法。

        在海外有許多新穎的綜合方法,但未必適用於中國史研究。作者以年鑑學派、量化學派與心理學派為例。認為年鑑學派收集資料,加以排比,試尋其關聯與背景,但往往花了莫大力氣,卻無從判其所以然。由於中國歷史變亂相循,資料散失,社會調查不易進行,所以也不必強尋歷史全貌。而量化學派統計數據來綜合各方面的資料,作者認為是可行的,只是必須要有足夠的數據,當前研究中國歷史不能採用的原因在於數據不足。至於心理學派方面,作者以愛力克森(Erik H. Erikson)為例,《青年路德》把心理和行為綜合起來加以分析,將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史料當成心理診察,一出版即造成轟動,但他以相同方法研究甘地,出版《甘地的真理—好戰的非暴力起源》卻令人失望,因為西方的心理分析不見得適合東方人。

        作者接下來談到嚴耕望在《治史經驗談》論及的「專精」與「博通」[2],揶揄道:「假定不進一步加上實用的定義,有與空談何異?」在「精」方面作者認為治史最好先選擇某一時代,再進而選擇某些方面,但是不能疏忽大背景。在「博」方面則要涉獵其他學科,最理想的方式串聯研究,定個大題目,從各方面去分析,才能達到集體的「博」。不管多精多博,都是相對的,先決條件還是要以題目或問題做中心。作者提到余英時的「史無定法」說[3],認為研究歷史的題材不同,自然沒有一成不變的方法,所以更妥貼地說,應當是「史採佳法」,因題制宜。再更大膽地說,是「因問求法」,如同科學家做實驗一樣,不斷嘗試,終可能走出一條路來。或許有人懷疑,應當先有方法再尋問題。作者認為不對,應先有問題意識再去嘗試,並強調「學問」的「問」尤為要緊,古人治學常以問答形式。用功日久,自會產生新學術、激發新思路,進而去尋求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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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ry11.jpg        本來海洋史是上上星期要報告,結果一延就延了兩週,到最後都忘記複習了,一上臺突然腦袋空空,不知所云,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在講什麼,我想這應該是我有史以來上臺講得最爛的一次吧。話說我以前上臺都沒在怕的,而且也沒在帶講稿的。不知道為什麼這次上臺超緊張,然後投影片又做得很爛,講稿雖然寫的很詳細,本來想要照著講稿的綱要講,但一緊張又漏東漏西,感覺有很多重要的東西都沒有講到。

        超糗的是,竟然忘記《蒙古入侵時期的東突厥斯坦》這個落落長的書名,只好尷尬的說:「他曾經翻譯東突厥斯坦巴拉巴拉的書。」還差點把加藤繁講成「加藤鷹」,講錯就要自盡了吧!其他美國學者的理論也沒有講得很清楚,所以有兩個同學分別發問了郝若貝(Robert Hartwell)與韓明士(Robert Hyme)的理論、包弼德(Peter Bol)的地方菁英。另外兩個同學問「新文化史」之於唐宋變革的研究、內藤湖南與國粹主義的朋友交往對於他的歷史著作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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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言  

    唐宋變革說是一種新思路,至今仍帶動學術研究,且隨著與「歷研派」的論戰,課題因而不斷擴展,研究不斷深入,熱烈的辯難結出了碩果。學者紛紛發現宋代的新事物與制度可以在唐代中期覓得端緒。在日本的中國史學界,1945年前的唐宋並稱,而今天則是把宋元放在一起看待。而內藤學說影響所及,不只是愛東方歷史研究,也被引介到西方:白樂和的《宋史手冊計畫》、宮川尚志加上宮崎市定的補充發表在《遠東季刊》、華茲生翻譯吉川幸次郎的《宋詩概說》、谷川道雄刊出英文本《關於日本學界對中國歷史分期的幾個問題》。杜希德蒲立本皆給予高度評價。陳寅恪在《論韓愈》中也有類似的見解[1]。   

    關於內藤學說的論戰共有兩波:1940-1970與歷研派的直接論戰是第一波,內容是就中世、近世的時代性質做爭論,沒有脫離唐宋本身;1980年代的反向啟發是第二波,試圖超越唐宋變革的定律思維,從研究帝制晚期的成果,如地域研究、專制國家等回顧唐宋變革期。第二波的質疑有寺地遵認為唐宋變革說重於注重形式而簡約化歷史,欠缺對人的行為的理解、包弼德認為內藤將宋代與西方近世比擬,陷於以歐美近代為趨歸的目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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