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的機會,我聽了張廣達院士的一場講演,講題是他自身的學思歷程。方開場,他便引巫寧坤的回憶錄《一滴淚》與《孤琴》作那個年代的背景介紹,巫寧坤化用凱撒的名言:「我至,我視,我克」(I came, saw and overcame)改作「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I came,I suffered, I survived),簡短的三句話概括了他坎坷的一生。

    張先生受苦的遭際,在他的文集《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中已有扼要的說明,在講演中則更詳盡的講述,如他提到從1957到1979年一生青春都耗費在毛澤東的政爭下,包括1969年至1971年在林彪一號命令下動員到江西的鄱陽湖勞動兩年,走五七道路學農學工,其主要任務是挑糞施肥,並在各種場合下自我檢討,批判自己是右派,誠心反省犯過的錯誤,表示而後積極擁護黨的領導,做了心口不一的巧偽人二十二年之久,在這種人格分裂的詭隨下,他屈從而不倒,以太史公的〈報任安書〉、王陽明的〈瘞旅文〉為勉,並將張載〈西銘〉中的「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改作「生,吾逆適;沒,吾寧也。」以砥礪自己。

    這時,我雖早聞巫寧坤之名,但尚且未讀過他的回憶錄。隨後,我在網路上讀了余英時院士為二書寫的長序,余先生長期致力於中國知識分子的研究,不但手著數書,也透過寫序的方式表達關懷,除了此二書之外,尚為史景遷的《天安門》、康正果《出中國記》等書作序,皆收錄在《會友集》中。余先生在序文中提起了另一位知識分子─吳宓,吳宓表面上雖亦不得不向黨低頭,但在日記中卻大為抨擊時政,如1951年8月28日對學習會上的知識分子皆奉毛著的《實踐論》為圭臬,感覺「可笑尤可恥也。」體現了身從心不從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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