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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日期文章:20100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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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埃及的社會與河渠息息相關,尼羅河與灌溉河渠甚可影響埃及社會的存亡,此可從預測尼羅河氾濫的帕勒摩石碑(Palermo Stone)中窺知一二。除此,埃及人還利用社會的力量來改造自然,如中王國第十二王朝的創建者阿蒙涅姆赫特三世(Amenemhat III)就興建了一個調節水位的人造水庫,使之能夠灌溉大片得農業區。在新王國時代之前,埃及是金石並用的時代,按理而論,生產水平應不十分發達,但由於健全的灌溉系統,使埃及與同時期的文明相較,生產水平相對較高。

    然而建造與維修水利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這些人力的調遣是透過龐大的官僚系統運作而成。與一些主張是灌溉需要導致「東方專制」產生的學者相反,金觀濤認為灌溉系統的修建是以統一國家的形成為前提。換言之,沒有強大的組織力量,亟需人力的水利建設根本無法修建,並且水利建設來自對糧食的需求,在統一王朝形成前尼羅河谷並沒有這多的人口以形成需求,而人口日漸增多乃是社會統一、安定的結果。因此魏特夫 (Karl Wittfogel)的水力文明(hydraulic civilization)說就指出專制官僚體制與水利工程的產生是一種互為因果的反饋關係。

    灌溉農業的擴張,致使社會結構漸趨複雜。首先在經濟上,古埃及有兩個顯著的特徵,一為商品經濟不發達;二為土地私有制度不明顯。會有此二點特徵乃因埃及特殊的自然條件,使得政治結構對社會結構的調節不得不具有某些特殊形式。在埃及王朝的歷史中,商品基本上是採取以物易物的方式進行交易,一直到第十八王朝時才有以買賣為職業的商人,一般而言,商品經濟和分工是同步的,而古埃及社會商品經濟很原始,但分工卻很複雜的原因在於主導二者的並非市場機制,而是透過政府的強勢管理。在古代埃及,國家設置了大量官吏來管理經濟生活,每一種行業基本上是透過國家組織起來的,為了方便管理,行業皆是世襲,由國家統一下達生產任務,並發給實物作為工資,因此埃及社會才可以在沒有商品經濟的基礎下,就形成發達的分工。另一方面,埃及的土地制度與許多專制國家一樣,土地的所有權是屬於統治階級的,一般農民只有使用權。只有在統治階級的空致力減弱時,農民才有機會取得所有權,但埃及由於尼羅河每年的泛濫,地界經常被覆蓋,國家在地界重新丈量登記之時,等於又再一次地掌握土地控制權,所以土地私有制度才會不明顯。如此便可解釋古埃及農民在服兵役、交田賦方面類似自耕農,但在土地的所有權、支配權上又類似農奴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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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敘事是一種借用文學表現來從是歷史書寫的一種方式[1]。更詳盡地說,是將歷史材料以時間順序組織起來,並將內容組成一前呼後應的故事,其中不妨有一些次要的情結點綴其間,與結構型歷史(structural history)不同的是,歷史敘事不以分析為主,注重的是人物而非環境,不過它仍無法完全離開分析[2]。當歷史學家要記錄一件事情時,敘事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近代史學未萌時,中外史家無不以敘事為體。
    至18世紀,歐洲興啟蒙運動,學人意識形態丕變,無不崇尚理性,故不再以尋求宗教解釋為本,改以通過經驗與邏輯為基礎,實證與懷疑的精神與之而生。實證主義首開於孔德(Auguste Comte),此說源於哲學思想,後被應用在歷史研究,其中又以蘭克學派最為人所知,可是蘭克(Leopold von Ranke)僅是強調客觀與史料之重要,未拋文學的圓滿,其筆法流暢、敘事生動,作品不僅為專家所寫,亦可供非專業者閱讀。惟蘭克學派主張史家須保持中立、客觀,欲將史學科學化,在對蘭克史學的理解過於片面及科學思潮的衝擊下,蘭克原本強調的特性隨著歷史主義的式微被淡化,而後他的史學被簡約為方法論,他本人也被塑造成「科學的歷史之父」(The father of scientific history)[3],至此史學學風一轉,科學派史學大力標舉分析的專題論文寫作,使史學作品改以分析為體。
    直至六零年代,有賴馬克思主義與法國安娜學派(Annales School)的鼓吹,社會史成為歷史研究中最熱門的領域,各種敘事作品亦於此期陸續出版,歷史敘事才似有「再」抬頭的趨勢[4]。然而看似文學家的敘事筆法至今仍不為學界主流所接受,今日再談歷史敘事已是新文化史、後現代主義的助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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