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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日期文章:2009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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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以求真為尚
    昔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曾言:「歷史會說我的好話,因為我打算寫歷史[1]。」此語一方面表露其創造歷史的氣魄,一方面也道出的歷史的窘境。邱吉爾本身亦為歷史家,經他一語,使人不要問:「歷史豈非勝利者所寫?」誠然,歷史家在史觀與史料的選擇上皆與時脈相繫,所處的時代有異,所撰之歷史亦會不同,無怪乎義大利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有歷史僅為「當代史( contemporary history)」之感。近來更有歷史為相對主義(historical relativism)之聲,以為絕對真相既逝難復,歷史僅為所知之史(knowledge of history)[2]。舉例言之,設眼下有一份史料,試聚諸史家於一堂觀之,如各史家已懷固有之價值觀,便有各取所需,各自表述之行為,以致結論莫衷一是,恰如英國史家波普爾(Karl Popper)所言:「每一代人都有權利去作出自己的解釋[3]。」是故盲求絕對客觀的歷史為一個「高貴的夢(Noble dream)」而已[4]。依此,英國史家卡耳(E.H.Carr)才認為歷史應為史家與史實之交互,古今無境之對話[5]

    然而,史料隨著歷史的累積而遞增,當中必然會產生謬誤,所以歷史家在撰寫歷史時無不以古籍、檔案等第一手史料為先,即唐代史家劉知幾所言的「當時之簡[6]」,德國史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還有「資料無限而人生苦短」之嘆[7]。可是第一手史料或經人為蓄意、或經無心之過亦會產生紕漏,更遑論中國二十五部正史,因二十五史係隔代所作,案劉知幾的看法應屬「後來之筆[8]」的第二手史料,可是時間一久,今人也將其視作第一手史料。民初史家梁啟超有言:「史料以求真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誤;二曰偽。正誤辨偽,是為鑑別[9]。」故此時考據與辨偽就為一門重要的學問,清代考據學家王鳴盛曾言自己購借善本,再三校勘,並蒐羅地方志、諸子百家、小說筆記,乃至山林寺廟的碑文,以供佐證參照[10]。錢大昕亦不專信正史,主張博涉群書,取材自編年、別史、典故、傳記與碑板石刻等材料,以證正史的異同,補其闕漏[11],二者都是考據佳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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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福會議.jpg     一八四八年歐洲各國都發生反對君主政體的革命,這場革命始於西西里,波及到法國以後,德國各地也開始了暴動。德國的革命夾雜了許多朝流,有自由派的人主張實行憲制,有民族主義者訴求德國統一,總之就是一團亂。會有這樣「百家爭鳴」的原因要追溯到前兩年,德國一八四六年到一八四七年的飢荒和貧困已經有所改善,大家吃飽後便開始想明確的表達問題,尤其是那一些自由派。也不能怪自由派的人吃飽太閒,因為一八四零年腓特烈‧威廉四世登基時,他老兄計畫開一個關於統一普魯士的議會,並且他不是說著玩的,這個議會在一八四七年四月真的召開了,自由派的人每個都非常開心,結果想不到竟然被耍了,因為議會在是否先撥款後再進行改革的議題上陷入僵持,結果議會就被解散了。後來,腓特烈‧威廉四世被證明患有精神病。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使法國國王垮臺,消息傳到德國,自由派的希望好像又燃燒起來,他們想藉由全國性議會來討論憲制改革和德國的統一問題。德國各地的統治者面對農民的暴動和自由派的壓力,很快的做出了讓步。首先,在奧地利的梅特涅遞了辭呈,跑路到英國去避風頭,奧地利的皇帝只好答應頒布憲法並召開國民大會,在德國南部和西部各邦國,統治者紛紛將政府中的保守派換成了自由派並答應進行改革。同時間普魯士則上演了一場鬧劇,腓特烈‧威廉四世聽說奧地利發生革命了,也想要趕快召開議會,結果在柏林和群眾抗爭的士兵聽錯號令(人家叫他停止射擊結果他聽成開火),於是爆發了一場戰鬥。腓特烈‧威廉四世看到了這個一發不可收時的情況後,決定乾脆順水推舟。所以很快的,柏林建立了一個自由派政權,不過他愛耍人的事前面也提過了,這回當然也不是真心的,這點我們後面再講。

    德意志境內如火如荼地準備召開議會,他們先開了一個會前會,然後在法蘭克福的聖保羅大教堂開了正式會。參加會議的議員大多數都是中產階級,並且大多數的人有自由派傾向,只有少部分甚右翼或左翼觀點。最後,大家從東拼西湊中訂定了一個協定,個人主義的經濟政策和貿易自由獲得支持,大家一致同意:統一後的德國應該是一個聯邦制的國家,設有皇帝、經選舉產生的議會和相對應的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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