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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日期文章:20090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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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說好壞,如果從歷史來講,我想《建國大業》給整個近代中國上了妝,它美化了國民黨,更神化了共產黨。國民黨的部分還算中肯,共產黨方面就真的令人不敢恭維了,毛澤東成了大智者,看下來似乎比起周恩來又更聰明。

    既然是慶祝一甲子的「建國大業」,那自然是拍到一九四九年十月就可以停止了,大家也不願去面對十年後的「黑暗時代」,可是歷史可以這樣然戛然而止嗎?別忘了,戲裡面毛澤東給「義勇軍進行曲」投了一票(選國歌),但是文化大革命時大家唱的可是「東方紅」,那時的田漢(義勇軍進行曲作詞者)早給人批鬥死了。陳永發院士曾說過:「毛澤東在勝利中把人民帶入窮困。」不夠忠於歷史,這是電影的缺點,不過《建國大業》是拍給十五億祖國同胞看的商業片(兼教育片),忠於史實與否也不必看得太重要了。

    整部戲的劇情周旋在政協會議上,電影裡中國民主同盟和其他第三勢力政黨的戲分佔的很重,無非是想突顯共產黨的包容,至於民盟是不是這麼重要,也是可以再商榷的。電影中把許多重要的劇情都拍進去了,如蔣經國到上海打老虎、蔣介石下野後李宗仁要收拾的爛攤……等等。可是整個電影太緊湊,由各個片段集合起來的劇情很難去找到一個主軸,劇情也沒有太大的起伏,看不到一個電影應給觀眾的效果或是要表達的訴求(當然你可以說中共建國,但我不很認同就是了),所以與我的期待有些落差。而我是一個失敗者(臺灣)的觀眾,所以自然會有這種感覺,隔著海峽歡慶六十年的觀眾那恐怕又是另一種看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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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鳴而死不默而生.gif     李敖,他自詡為歷史家、文學家、思想家。他獨行自傲,時而出驚人之語;行奇異之舉。他蹲過黑牢,選過總統,做過立法委員。如今,他已七十四歲,一生傳奇到此也進入尾聲,他活得比蔣介石久、比蔣經國久,看盡蔣家樓起樓塌,竟也有《桃花扇‧餘韻》的唏噓。然而常人看李敖一為尊敬他的博學,一為又想看他笑話,眼看他大鬧立法院,眼看他在「語妙天下」(電視節目)中嬉笑怒罵,卻鮮少有人能夠從書中了解真正的他,一個自由主義的奉行者。

    猶記法國大革命爆發後,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臨刑前疾呼:「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蔣介石的自由就是假的自由、罪惡的自由,那時的臺灣沒有真自由,有的是只是獨裁者的王朝。從大陸到臺灣,蔣介石一生搖擺不定,他只信仰權力,一旦觸了底線,哪裡還在乎自由主義,《自由中國》的忠言只道是共產主義一般的洪水猛獸,他辦不了胡適,胡適名氣太大了,於是雷震就這樣不明不白入了獄,雷震如何會想到?他也曾是國民黨的高官,《自由中國》的創辦也曾為蔣介石的首肯,可是「瑞元無賴」豈是浪得虛名?然而李敖之所以偉大,就在於他以言行去奉行他所堅持自由(Liberalism),有了雷震、殷海光的前鑑,他仍敢挑戰當局的權威,蹲了兩次黑牢卻從不被擊倒。也許是北大父親李鼎彝的真傳,五四的精神、上一代的播種在李敖身上綻放,多少人諂諛趨奉,可是李敖不願意,因為他是李敖。

    李敖寫道:「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罵我吹牛的人,心裡都為我供了牌位。」這話自是誇口,可是當時的我卻堅信不疑,又或者這麼說,如今我會讀史學系,李敖的影響也是一部分。讀過《傳統下的獨白》,我完全相信胡茵夢曾把這書插在牛仔褲口袋,招搖走過輔大校園。隨著年紀日增,李敖對我已不是當年那個高不可攀的偶像了,對於他的諸多論點我也覺得有可議之處,但是李敖卻依然故我,做他認為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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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認為明朝開國後國策有一個斷層,這個斷層起於靖難之役,終至遷都北京,此後確立以北方為中心的政治體制。誠然,永樂朝是經由篡位得權,但不應過分看重此點,舉例而言,朱棣在靖難之變後曾發出的敕旨:「建文以來,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復舊制。」若太注意斷層,就會認為這是朱棣為了想要掩飾篡位而擺出尊重祖法的策略,通過尊重祖法以強調皇位的正當性,然而其遷都北京事實上就是破壞祖法,故敕旨只是政治上的手段操作而已。這種說法固有其道理,但不全然正確,若排除預設立場從字面上解讀這段敕旨,會發現永樂朝扮演的是撥亂反正的角色,他繼承洪武的方針恢復在建文朝被變更的制度,而觸逆祖法的是建文朝才是,所以才致使靖難之役發生。

    那麼,永樂朝繼承的祖法是什麼呢?遷都就是其中之一,朱元璋的確是想要遷都於北,他原計畫遷至西安,只是在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猝死,才使得這項計畫被迫終止,是朱棣實現了朱元璋的遺志。只是為何朱元璋始終未能如願遷都,這一切還要從明朝建國開始說起。

    元朝末年反亂爆發之初,地方上有「義兵」等自衛團,原本他們的立場是站在元朝,但隨著元朝腐敗愈露,地主為了維護自身利益便開始將立場轉向,朱元璋的崛起就是一例,他本來只是一個小兵團,有了地主階級的支持後,勢力於是日益壯大,最終終能一統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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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上古史中夏商周三代是一個關鍵的時期,中國文字記載的信史即從此期開始,而古代國家與文物制度的形成亦是自此奠定。隨著考古文物的出土,史家對於三代研究也有新的進展,過去文獻有中的一些見解,如《論語‧為政》:「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與《論語‧衛靈公》:「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認為三代是「直」的繼承關係。又《孟子‧公孫丑》:「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和《史記‧封禪書》:「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以為三代在中國文化中乃是一種「孤立式」的發展,都非正確的說法,亟需進一步修正。

    其實三代的關係應是「橫」的發展,在文化上三代一脈相承,《禮記‧禮器》記載:「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他們在社會發展特性上都具備一些共同的特點,如皆有城郭的建造、城邑式的宗族統治機構,而君王的繼承制度也有基本上的類似,商朝王室宗族分成兩組輪流執政與周初的昭穆制度類似,今雖不知詳細的夏朝制度,但仍可確定有類似的習俗。故嚴一萍於《夏商周文化異同考》中表示:「綜觀三代文化,縱有異同之處,未逾損益相同,尋其本則一脈相承,未嘗有變焉。」

    三代地理位置不同,周人在西、夏人在中、商人在東,彼此之間因為地域性的差異,使得在政治上形成對立的集團。雖就政治統治而言,三代是前仆後繼的,商始於湯滅桀;周建於武王亡紂,但敵對在被消滅以前就已經是一個有力的政治集團了,如《詩經》裡的《商頌‧長發》提到:「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魯頌‧閟宮》記載:「后稷之孫,實為大王,居岐之陽,實始剪商。」都可為證,因此才說三代是相互平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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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元九六零年趙匡胤在自導自演之下「黃袍加身」一躍成為天子,但登基之後趙匡胤立刻要面對一連串難解的問題。首先,他要顧慮四周的處境,因為自周世宗承襲來的土地只有淮河流域及黃河中下游部分,它的北方是遼國與北漢,西部是黨項民族與吐蕃諸部,南邊最為混亂,有荊南、吳越、後蜀、南漢、南唐等政權,實可謂眾敵環伺。再來就是社會經濟部分,自前朝廢去租庸調法改行兩稅法以後,徵稅的對象已由人丁轉為田產,經過接連戰亂,人口流動量大,華北地方也無法完全從事生產,稅收的來源遂成為一大隱憂。

    那麼,作為一個開國者,趙匡胤要思考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要如何使趙氏政權穩固,畢竟就連他自己也是以殿前都點檢的軍人之姿「黃袍加身」的,當時的掌權者主要有軍權、相權以及地方行政權三類,所以他做了幾個動作以削弱掌權者的權力。在執政的第二年趙匡胤將禁軍中資深將領,如石守信、王審琦等人的軍職解除,改任節度使的虛銜,騰出的位置則由資歷較淺的人繼任並時而調動,名義上是「習勤苦、均勞逸」,實則使「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兵無常將,將無常兵,兩者不能合一。同時,趙匡胤有感晚唐以來州郡長官轄區太廣、權勢太高,儼然為一不受中央所統的獨立王國。因此,他對此也著手對此進行改革,包括縮小州郡轄區、收奪地方政府財權、削弱其軍事實力、將地方長官改由文官擔任,且在長官之上添置通判,使其能互相牽制,藉此改變地方尾大不掉之勢。另外,趙匡胤又在宰相之下設置參知政事,並沿襲晚唐五代的三司使與樞密使,參知政事為宰副職,三司使分掌鹽鐵、戶部、度支三權,樞密使負責軍政但不直接統領軍隊。種種安排都是要使各機構互相制衡以防專權,雖有許多流弊卻也順利讓宋朝國祚延續。

    安內以後則壤外,趙匡胤的第二的問題就是要如何消滅割據在帝國各地的獨立政權及收復燕雲十六州。各政權中契丹國力最盛,故趙匡胤深知若以當下實力強收燕雲十六州而與契丹相抗實為不智之舉,加上南方各割據政權內部之間不乏內部鬥爭,軍事力量較薄弱。因此,他對北邊採取的是一種「防禦性」的佈置,反而將矛頭指向南方。又因南方諸政權所佔之地物產富饒,非中原地區所能及,如巴蜀地區為天府之地、南漢首都廣州對外貿易的主要港口,若能統一此區則對國家財政有極大有裨益,故此政策除了軍事上考量,經濟也是一大因素。趙匡胤於是採先取西川,次及荊廣、江南的用兵策略。先取得兩湖地區,次滅後蜀,之後兵及兩廣地區,吳越和福建地區便自動歸附,最後在九七五年滅南唐,正式統一南方各割據勢力。至於北邊,趙匡胤也曾於九六八年與九七六先後派兵北漢,但皆因契丹發兵救援而宣告失敗,北漢與燕雲十六州其實是一體的問題,一旦征北漢成功,燕雲十六州必是下一個收復地區,只可惜趙匡胤在九七六年底不明不白死於「燭影斧聲」,剩下的只得由趙光義去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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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往以下路徑: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Mozilla\Firefox 

其中Administrator為使用者名稱,每台電腦不太一樣喔。

如果嫌麻煩就複製以下指令,按「開始」→「執行」後貼上,指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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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上承魏晉南北朝,其文化受胡人習俗、佛教等外來文化影響頗重,回顧太宗亦曾言:「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秋,朕獨愛之如一。」然中唐以後,漢族民族意識滋長,對邊疆民族遂始有防範,於異族文化亦漸有歧視之感,如安史之亂後,唐人衣著已恢復舊觀,之於玄宗時仕女多衣胡服,相較之下可之其異。而宋朝續於五代,五代為唐代藩鎮之延續,宋室為矯其弊,遂倡文人政治,嚴禁武將為政,且又因外敵環伺,夷夏觀念觀念則更趨嚴格。故可知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在根本上有顯著的差異,日本學者內藤湖南因此認為唐朝為中古之結束,宋朝為近世之開端,而五代則為兩者文化之過渡,大致有以下諸點原因:

    一、皇權逐漸提升。六朝至唐代中期為貴族政治最盛時代,政治屬於貴族全體專有,皇帝為貴族之代表而已,政策的運作要靠兩者的協議,如唐代的三省制度就是政治的協議體。故此時皇位頗不穩固,時有弒逆廢立之事。而唐末以後貴族沒落,君主不再歸貴族群體所共有,獨裁政治代興。宋朝時,門下封駁權衰退,皇帝掌有絕對之權力。明清時,宰相遭廢,皇權更為膨脹,諸臣形同奴僕,是為獨裁政治之巔峰。此中除元朝因蒙古文化較漢族落後,尚有貴族政治之遺骸外,君主專 制的形式隨時代遞嬗已臻於完備。

    二、人民地位改變。以往人民被視做貴族的奴隸。隋唐之際,部分人民從貴族手下解放,直轄於國家,成為國家的佃客,國家依此訂定新的土地制度以及租庸調制度。唐代中期,租庸調制崩壞而以兩稅法取代,地租改以錢納,人民在居住權上獲得自由,擺脫原本束縛於土地的處境。宋以後,豪強的部曲正式瓦解,蔭戶於莊園的隸農成為自由人,他們與地主締結自由的佃耕契約,而後王安石新法中更有低利貸款、將差役改為僱役的政策,更確立土地私有制。原本貴族介於人民與皇帝之間,在貴族階級式微後,人民與皇帝的關係已變得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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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校結果與內地人兒童一起讀書,而且下課時間後也沒有任何隔閡地遊戲什麼的,好像很滿意一樣。不過,往往被喊做生蕃或蕃人,因而覺得非常羞恥,並且憤怒。似乎有懊悔生為蕃人的感覺,不大掛念蕃社的事情,認真專心努力讀書[1]。

臺中州知事把花岡氏與其他原住民學生在小學校的學習情形做了以上的描寫,帝國政府對培植他們的用心由此可見。且花岡氏亦不負期許,在校的成績雖稱不上頂尖,但也皆在中等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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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不幸都發生在周遭時,如何能夠承受。莫那魯道的起事絕非偶然,他的妹妹荻娃斯魯道嫁給了日本警察儀三郎,但是她最終被日本人遺棄,只好從花蓮又翻山越領回到部落,重新嫁給小她五歲的青年巴望流[1]。當莫那魯道的兒子塔達俄莫那與日本人發生衝突時,賽德克族人的怒火也將要爆發了,退無可退的時候,恐懼就化成了力量。
    昭和五年(1930)十月七日,那是馬赫坡青社的青年烏東諾賓與露碧巴望婚禮的日子,結婚是族人們少數可以盡歡的時候,大家宰豬飲酒,通宵達旦。喝醉了的塔達俄莫那用沾滿豬血的手向恰巧路過的日本警察吉村克己敬酒,可是吉村克己嫌他的手不潔,又或者是根本看不起他,竟用手杖打落塔達俄莫那的酒杯,塔達俄莫那眼看自己好意卻被羞辱,就反擊搥打吉村的背,兩人扭打在一塊,婚禮的喜悅因為害怕日本人的報復,瞬間瀰漫在恐懼之中。翌日,莫那魯道準備粟酒前去道歉,卻未被接受,警察只倖倖然地表示將會進行嚴懲[2]
    霧社國小學在興建之時須要從馬赫坡社東邊的山上砍伐檜木,霧社的賽德克族負責的是運輸木材的工作,但是山路的坡度陡峭,稍不留神就會摔得粉身,以往原住民都會用拖曳的方式進行搬運,但是日本人認為這樣會有損木材,影響品質,因此堅持要求他們必須以扛搬的方式,還叮嚀一旦木材有損傷就無工資可領,族裡男人們的雙肩因為承受太重而腫大,有些人甚至瘀青或流血。通常運到馬赫坡社時已經黃昏,所以族人會在馬赫坡社過夜,順便跟頭目莫那魯道打招呼,在此時,族人們把勞動的不滿都說了出來,當喝醉酒後心中的不滿就更加激烈,大家互相訴苦,逐漸的反日情緒也越來越高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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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高舉Mona Rudaw成為英雄人物,因為日本人是國民黨的敵人,因此,國民黨才會標榜Mona Rudaw成為抗日英雄。Toda部落的人常說:「Mona Rudaw他們自己不好,才會淪落慘遭殺害的命運,他們以前也是很會欺負Toda部落的人[1] 。」

    莫那魯道,他在一般人的形象中是個「抗日英雄」,不過其他原住民對他有著不同的評價,這些評價多為負面,主要是因為不滿莫那魯道起事後造成其他部族的原住民受到牽連(有部分的人被迫遷到氣候燥熱的川中島),因此心生不滿。

    如他們有人說莫那魯道根本不是抗日的核心人物,在事發後害怕日本人軍警人數太多,於是臨陣脫逃帶著家人跑到山上自殺。也有人表示當時莫那魯道本來是想要打多達社,是另一個頭目Watan Labay主張改打日本人的,Watan Labay起事時也出了很多力,只是事發後一切功名都留給了莫那魯道。甚至有人表示莫那魯道根本就是反對打日本人的,因為日本人曾經帶過各族的頭目到日本觀光,讓他們見識帝國的強盛,莫那魯道去了之後直言日本人像「螞蟻」一樣多,前仆後繼,根本就無法與與之抗衡,起事抗日完全是他的次子Basaw Mona的意思,而Basaw Mona因為愛了一個叫Bakan Walis的婦人,想要拋棄元配與Bakan Walis結婚卻受到反對,於是賭氣要去獵日本人的人頭,表達他的氣憤和抗議。另有的人雖不認同莫那魯道的作為也為他辯白,說莫那魯道並非如上述所說是一個沒有膽識的人,只是因為他親眼看到了帝國強盛的樣子,知道殺了日本人後他就無法活下去,所以才帶著家人上山自殺[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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