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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將我囚禁?」胡若望天真的問著。然而他真的瘋了嗎?顯然的胡若望並「完全」發瘋,他為自己脫序的行為做出了合理的解釋:睡地板是因為「感覺到房間不通風而且床架太高。」(38頁),偷馬的原因是「一匹馬正留在那兒無人使用」(40頁),撕碎班茲敬送的保暖毯在於「毯子已經給了我,我是撕碎我自己的毯子」(100頁)。然而這些解釋無法說服傅聖澤及其他人,他曾寫道「伏地三磕頭、四磕頭或九磕頭奶常見之禮,但絕非胡私訂的五磕頭。」(107頁),何況在中國可以任意駕駛他人的馬匹?而撕碎「自己」的毯子也非一個正常中國人會有的舉動。且尚有其他的怪異令人摸不著頭緒,如「胡從行進中的馬車跳下,並順著種有成排灌木的馬路跑下去。他抓起一把把不知名的果實,順手就往嘴裡塞。」(46頁)、「胡像脫韁的野馬,繞著原野狂奔……無論何時只要一見到新奇的事物,他一定會跳出去端詳一番。」(55頁)、「(胡)從桌上和食廚裡拿他喜愛吃的東西吃。當工作人員反對時,他就用中國話對他蠻橫吼回去。好奇的人群聚過來。於是扭打鬥毆會出籠。」(55-56頁)、破壞班茲家的門破門而出(68頁)、製做旗鼓在教堂前面用中文傳道(70頁)。

    是誰的問題呢?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把這個問題拋給讀者(本書的原著名為《 The Question of Hu?》)。我想所有的人都有一點吧!從戈維爾的阻撓開始就注定了這趟旅程的光怪陸離(難怪傅聖澤最後在信中也如此地向戈維爾抱怨)。而傅聖澤在各地週旋,為了他那十一大箱的書、他的學術工作(帶胡來歐的初衷)、他與教廷的會晤,胡若望對他來說只是一個令他頭痛的包袱,他一廂情願的希望胡若望應該要習慣法國的風俗才是。相較之下,胡若望是可悲的,只有一個人能與他溝通,也許就是這樣才使得他的行徑越來越怪異吧,否則為何面對喪母之「夢」會如此難過。別忘了,他原本是一個「稱職」的守門人,這些「正常」人最終受不了胡若望的怪異行徑,仁慈地讓他住在夏朗東醫院,待他正常後在遣送回中國,我想起了傅柯(Michel Foucault)在《瘋癲與文明》裡頭的「愚人船」(即便有人說這是虛構的)。「為何將我囚禁?」胡若望問道,難道不是說:「我是正常人,不明就裡將我關起來的人才是有問題的。」

    再看看胡若望「欲成為一個乞丐。走遍法國,一路行起。他不要車和馬。靠其雙腳就夠了。」(44頁) 的聖徒之姿,我才恍然,原來傅聖澤帶了一個中國的胡若望,想要從中國禮儀、中國經典中去尋找西方上帝的存在,殊不知他就是西洋的「胡若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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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奧運才剛剛結束,回想起那氣勢磅礡的開幕和閉幕儀式確實令人驚艷,蔡國強先生的爆破藝術和張藝謀攜手合作,開幕式中綿長的卷軸、活字排版,都帶著濃濃的中國元素,動用人力資源和砸下的資金都是歷屆奧運之最,但隨之而來的批評也不少,「很張藝謀」是網友給的評語,短短四個字說的中肯,戳破了華麗背後的原來是如此不堪,開幕式中的表演用的是大場面,個人變得微不足道,動用的人力之多,想必只有社會主義的國家才辦得到,在這種象徵和平、人權的活動,把人給物化成表演的棋子,不免給人一種華而不實的感覺,所以看完開幕式後再看閉幕式時就覺得空洞,驚豔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庸俗。

    但對於大家說的「很張藝謀」,我感到不以為然,這些網友顯然不明白張藝謀,這不能怪這些人,因為大家對於張藝謀的意象已經停留在《滿成盡帶黃金甲》、《十面埋伏》,仔細想想黃金甲中波濤洶湧的宮女依序進場的畫面跟奧運開幕還真沒什麼不同,我所認識的朋友普遍對於此片的評價不高,他的票房是衝著周杰倫等大明星來的。

    如果說奧運會是《滿城盡帶黃金甲》的延伸,那《滿城盡帶黃金甲》就是《十面埋伏》和《英雄》的延伸,我把張藝謀分成兩半,《英雄》以前是一個張藝謀,《英雄》以後那又是另一個張藝謀,《英雄》是一個轉淚點,從《英雄》開始張藝謀改用了大卡司、大場面和電腦特效,軍容壯大的秦兵齊聲大喊,征戰時漫天蔽日的箭矢諸如此類,但我認為這部片仍然是一部非常不錯的商業片,張藝謀用了不同顏色當作故事的元素,每個人對於主角的了解不同而揣測發展,一段故事竟成了多種結果,這與奇士勞斯基的《三色》和《機遇之歌》理念不謀而合,而且與黑澤明的《羅生門》架構也頗為類似,故事的結局貫穿在「天下」兩個字,三大刺客為了要殺秦王而各有犧牲,刺客無名最後為了眾生不殺秦王,確實有英雄的氣概。整部電影就像是一部磅礡的史詩,看過一遍後你仔細思索劇情一定會想看第二遍。總而言之,這是一個成功的商業片,在內涵上也是有的,有了《英雄》才有後來的《十面埋伏》,但到走到這裡內涵就少了些,把觀眾的胃口掉到最後,這捕頭成了臥底,這樣的劇情誰也會做,像《達文西密碼》的「老師」,至於《滿城盡帶黃金甲》就不必說了,更是膚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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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資料時偶然尋獲皇帝制度筆記,應是節錄自邢義田《秦漢史論稿》的〈中國皇帝制度的建立與發展〉,但無奈手邊無書,不能成文,只好略微整理,以條列式呈現。

1.皇帝名稱始於嬴政,嬴政稱己「徳兼三皇,功過五帝」。

2.以「五德終始說」宣揚政權合法性,如秦朝屬水尚黑,劉邦尚赤斬白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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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談的興起是由於東漢末年黨錮之禍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殘與壓迫,原本具體評議朝廷人物認用當否的「清議」,一變改為抽象的玄理的討論。起自郭泰,成於阮籍,他們都是避禍遠嫌,消極不與當局政治合作的人物。

    東漢的清議以人倫鑑識為要旨,而郭泰與之不同,《後漢書‧郭泰傳》記載郭泰「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而《抱朴子外篇‧正郭篇》也提到他「周旋清談閭閻,無救於世道之陵遲。」這說明郭泰不具體評議朝中人物,所以當黨錮之禍時,可以倖免於難。郭泰只是一個開端,魏晉兩朝的清談又是另一個面貌,可將他們分為兩期。西晉初期的清談當日政治上的實際問題,是士大夫藉以表示本人態度及辯護自身立場方法。到了西晉後期直至東晉時的清談已是口中或紙上的玄言,喪失政治上的實際性質,僅止於名士身分的裝飾品。

    竹林七賢以嵇康、阮籍、山濤為領袖,向秀、劉伶次之,王戎、阮咸為附屬。其名是先有「七賢」而後有「竹林」,「七賢」自《論語》中「作者七人」的事數,有標榜之義。「竹林」之辭,源於西晉末年,僧徒比附內典、外書的「格義」風氣盛行,乃托天竺「竹林精舍(Vlenuvena)」之名,加於「七賢」之上,成「竹林七賢」。由此可知《世說新語‧傷逝類》提到的王戎與嵇康、阮籍飲遊於黃公酒壚,共作「竹林之遊」是好事者捏造出來的,至於《水經注‧清水篇》提到「七賢祠東,左右筠篁列植」以河北名勝附會竹林七賢的說法也是因不知其名由來而虛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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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片的英文片名叫The Last Days,中文卻翻譯成消失的1945,可能有兩個意思,一個是要提醒我們這個被遺忘的紀年,另一個是引申義,他希望這一年逝去之後就消失無蹤,永遠不要像尼采所說的「永劫回歸」。

    紀錄片藉由五個生還者口述歷史的方式回到當時的現場,有一個人說如果希特勒願意把這些迫害猶太人的兵力投入戰場的話,戰事可能會就此改變,但他沒有如此,在戰事最後反而加快消滅猶太人的腳步。另外一個老婦人他說他記得他的父親買給她一件泳裝,她回憶她穿上那件泳衣時,彷彿所有的男生都會對他著迷,可是到奧斯威辛要脫下時,她說她怕所有美好的回憶都會隨著這件泳裝一樣從此消失。看到這邊我感到痛苦,那些猶太人本來是在美滿的家庭,那美好卻在一夕之間消失殆盡,她的母親一到奧斯威辛就被送往毒氣室,她的妹妹被送去做實驗,她的父親雖活著,卻跟他一樣受到迫害。

     另一個女士回憶納粹為了方便管理人員把他們的身上刺上編號,有的人為了活命只能選擇奉獻自己的身體當實驗品,有奧斯威辛的醫師同情他們,但醫師僅能做的是給那些人做無害的實驗。女士說她有一個鑽石,這是她唯一的財產,為了不被沒收,她時而把他吞下肚,到了隔日再排洩出來,有時還來不及擦淨卻又要吞下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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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文解字》裡面對於「史」的解釋是:「記史者也,從右持中,中正也」。持的「中」其實原意並非中正不阿,章太炎在《章太炎全集》解釋到:「中,本冊之類」,原來「中」乃是指官府的簿書。由此觀之,史之原意是為寫史之人,不過含意非僅指史家,可引申為史書、史事,至於史學。

    廣義而言,歷史可指為過去所發生之一切事物,但是非每事皆有入史之必要,於是狹義之歷史便限以人事為主,法國史家布洛克(Marc Bloch)即言歷史為「時間中之人事(Of man in time)」,英國史家卡耳(E.H.Carr)更認為並非過往皆為史事,史事應經由史家之手而成,入史與否,須視其有無意義。帝王言行維繫社稷,故中國歷史體裁設有《起居注》「君舉必書」,依卡耳所言,匹夫匹婦無關宏旨,自不必書。現有社會史之流,專書民眾,其因為古代屬君權專制,歷史自以君王為重,近代以來,民主當道,歷史自以書人民為貴,此為環境異同所致。

    歷史書寫又須具時間意識與空間意識。有時間之意識才能襯托歷史的性格,文字發明以前,原人洞刻壁畫、結繩記事,莫不在挽救稍縱即逝的人事,因此歷史可謂是時間留下的人為傷痕,歷史的性格亦惟有在既往的時間中展現。義大利哲學家維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在《新科學》中強調人事惟有從歷史時間中去求了解,以及歷史知識對於了解自身之重要性。法國史家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將西洋歷史分期探討亦為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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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政黨輪替,杜部長也要下野了。我感到有一種說不上的惋惜,惋惜的是一千多個日子,竟然無人識得杜正勝是何許人。關於這個爭議頗多的部長,其實是位中國上古史學者,且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有此殊榮者,卻給人貶的一文不值,臺灣媒體的報導,真叫人不敢領教。

    其著《新史學之路》中關於「同心圓」史觀其實也不無道理,處於臺灣這塊土地,先認識臺灣,再拓展至中國、亞洲與世界,這是很正確的思維,只是給媒體一抹,「去中國化」貼在身上,大家都作杜先生是獨派,殊不知杜先生中國古代史見長,豈不諷刺?而對於他的批評,有些根本是莫名其妙。諸如有立法委員以他碩士論文的一條註釋來大做文章,又言杜先生沒有博士學位等等。我想沒有必要並且荒謬,此人究竟是讀不懂歷史論文才抓條小辮子,試想除此之外,他如何能對杜先生的論文做出有建設性的評論,況以杜先生的資歷,怎還需要博士學位來證明實力。

    甚至,網路國語辭典中「打炮」一詞作何解釋,竟也怪到杜先生頭上,論到此又不能不驚嘆媒體的健忘,日前才應杜先生將「罄竹難書」新解(罄竹難書原意無關正負面,只是世人多做負面解,杜先生以為可做正面解)而飽受批評,而媒體卻又因「打炮」於網路辭典內無新解而批評。語言本是活水,隨時遞嬗而易改其義屬自然現象,約定俗成可成新義,「打炮」既謂一例,「罄竹難書」何不可為?更無論自創成語。媒體不明就裡,豈不自摑巴掌乎?況教育部長何能逐一對校字典,還不是借題發揮製造話題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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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約伯記》中記載約伯是一個正直的人,他敬畏神、遠離一切罪惡,這樣一個好人被上帝拿去給撒旦炫耀,撒旦不服氣的說:「耶和華啊,約伯不會無緣無故尊敬祢,他尊敬祢是因為祢給他好處,毀掉他的一切他必遺棄祢。」結果上帝就跟撒旦打賭,撒旦毀了約伯的家產、殺死他的家人、讓他身上長滿毒瘡。最後約伯還是沒有辜負期望,選擇對上帝忠貞。

    《約伯記》的創作背景是希伯來人遭到壓迫的時候,作者希望藉由這個故事激勵希伯來人。我想勤毅教育也是一樣,他給我們帶來一堆工作,但只要心境一轉,不要把他當成剝削學生的目的,把他當作激勵自己的手段,做起來也就沒那麼痛苦了。

    孟子告訴我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蘇格拉底則說:「患難困苦是磨練人格之最高學府。」所以越是安逸就越是須要磨練,圖書館服務是勤毅教育裡面最辛苦的,不但工作量多且評分嚴苛,就算努力完成工作,但如果上架書有錯誤就有可能得零分,毫無公平而言。雖然辛苦當然也有收穫,經過一學期的訓練後我可以很快在圖書館裡面找到我要的書,再說多待在圖書管理面也沒有什麼壞處。我想到歷史上有很多名人的成就也和圖書館脫不了關係,共產主義的先驅馬克斯看到資本主義的盲點,所以在圖書館寫成了資本論,後來中山先生也是在大英圖書館裡面完成三民主義的,再後來的毛澤東發跡以前也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工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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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毛城.jpg     早晨的淡水河邊,仰首天空是一片湛藍,在湛藍下方,取而代之的是一抹紅磚砌成的高聳古堡,屹立在眼前向遊人述說他的過往。

    自新航路發現後,西歐列強無不順著海路來到東方尋求貿易。十七世紀西班牙佔據臺灣北方,在淡水港旁建造了聖多明哥城,後來荷蘭人北上佔領基隆將此城重築,成了今日的面貌。這時的紅毛城熙熙攘攘,殖民外銷事業都經由此地,直到鄭成功登陸安平,荷蘭人才撤出此城。鄭氏降清以後將紅毛城任其圮廢。天津條約再次挾帶著列強的野心席捲而來向此地叩關,英國人租下了紅毛城作為領事館,並在城旁砌了二層紅磚洋樓當官邸。

    由於清廷戰爭失利,英國享有領事裁判權,走進城內映入眼簾的是竟是兩間幽暗密閉的地牢,中國傳統與現代的拉距彷彿在眼前浮現,現代化的路一步一步走跌跌撞撞,從前輝煌璀璨的泱泱大國這時竟不知路盡頭再哪裡。走上二樓,看到的是焚燒文件用的火爐和收藏機密資料的保險櫃,俯瞰窗外一座座整齊劃一的古炮,陽光照射下更顯的滄桑荒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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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思索一下戲開頭時他說宋家三姐妹一個愛財、一個愛國、一個愛權,仔細想想這是不合乎邏輯的,這是典型「結果論」的說法,導演把他想要表達的姐妹的個性投射在電影中,儘管可能不符合史實,卻讓我們不知不覺中被感化了,所以三姐妹的個性已經被定位了。像是導演刻意拍燒東西時三姐妹的舉動,一個先丟了自己的洋娃娃、一個猶豫不決、一個拿走妹妹的丟卻把自己的私藏在袖裡。

    我們看看宋嘉澍,他留美讀書,戲裡面他都稱呼自己查理,甚至沒有講出他的名字,試想一個受西式教育的人,取英文名字、唱美國民歌,把自己的女兒送到外國受教育,期許她們要當「新中國的女性」,但其實他自己依然受到傳統儒教的影響,還是反對慶齡嫁給她的「孫叔叔」。讓我們看有之後的幾幕中出現數個裹小腳的老婦人,像是慶齡跟父親談婚事時,這些老婦露出嫌惡的表情彷彿在說自由戀愛是一件羞恥的事情,其實這些老婦根本不存在,只是把宋嘉澍內心對女兒的憤怒具象化了,尤其在私奔時那群老婦緊追在慶齡後面,小腳怎麼跑的贏大腳?越離越遠,當慶齡到家門口時那些老婦就消失了,好像暗喻著慶齡已經自由了,那些舊思維已經不再是阻礙她婚姻的羈絆。宋嘉澍是這麼的固執,臨終前他說:「我明白,我明白!革命也是…」他沒有說完就死了,革命就是愛情,他要是真明白就不會再死前才說。

    當孫文被抬下火車時,盲目的群眾對他喊:「孫總理萬歲!」孫文虛弱地說:「這些中國人何時才能夠明白皇帝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盲目且士氣高昂的民眾和淹淹一息的孫文形成強烈的對比,我想到魯迅有一篇短篇小說叫《藥》,裡面寫到晚清時迂腐的鄉民把革命烈士的鮮血拿去沾饅頭治肺癆。時過境遷,這回民國已經建立了,但群眾的思維還是停留在帝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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