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遊於歷史與現代之間

較早注意到明朝國號與宗教關聯者，應是吳晗在1941年發表的〈明教與大明帝國〉，[1]吳晗認為「大明」之國號出於韓氏父子之「明王」，即《大小明王出世經》，並指出明教自唐輸入，至南宋日益興盛。因秘密宗教之傳播，時受統治階級迫害，易與其他宗教結合，故明教雜揉了佛教，與崇信彌勒傳說的白蓮社結合。而白蓮社遭禁後，又有「彌勒降生，明王出世」之傳說，韓山童、韓林兒父子便以明王、小明王自居。朱元璋因襲小明王之基業，削平群雄，為攏絡舊部，故將「大明」建為國號。且「明」有光明之義，拆字則為「日」、「月」，與儒家禮祀相關。再者，從五行之說，北方屬水，南方屬火，以明制暗，以火剋水，與儒家經說並行不悖，可謂一石二鳥。

吳晗勾勒了明教的傳播與發展，惟論析明教與白蓮社合流時，卻無直接的證據，僅是比較兩教皆存有相似的科儀而推論，略言：「彌勒和尚白冠練衣，與明教徒之白衣白冠相同，亦焚香，亦說災祥，亦有小經，亦集徒侶，與後起之明教蓋無不相類。」且其論述五行之說，「以火剋水」亦不通。但明教與大明國號之說，卻因1961年金庸寫入武俠小說《倚天屠龍記》中，稱朱元璋雖起異心，使用詭計登上帝位，但幫助他打下江山的都是明教中人，所以國號仍不得不稱一個「明」，致使此說蔚為流傳。

楊訥在1983年發表的〈元代白蓮教〉認為「吳晗的推理頗欠周密」，[2]指出「白蓮社」不等同於「白蓮教」，從現有的史料判斷，白蓮教從未與明教混合。且方志、石刻中顯示明教在元代為合法的教門，至明代才與白蓮教同屬在禁之列，《元史‧刑法志》：「諸以白衣善友為名，聚眾結社者，禁之。」的紀載可能從未落實。吳晗因為先有了大明國號來自明教的結論，便以「明王出世」為證，將信奉白蓮教的韓氏父子附會為明教徒。楊訥指出中國宗教史上的「明王」不少，韓山童所謂的明王應是《大阿彌陀佛經》中的「阿彌陀佛」，即諸佛光明之王。又說朱元璋年輕時當過和尚，將佛典取為國號是很自然的事情，故《大明律》中禁止白蓮社、明尊教等左道，未禁止傳統彌陀淨土信仰。

查慎行的《人海記》裡面有一條〈弛會試禁〉：「舊制：貢士三科不第，禁會試。弘治三年始弛此禁。」我原先找不到出處，在明代初期的科舉中，並沒有看到這樣的規定。

後來在查慎行族叔查繼佐的《罪惟錄》看到了，略載：「弘治元年，閣臣劉吉聞監中一老舉人以詩嘲吉，吉恨之，奏舉人監生三科不中者，不許會試。舉人林潤請再寛一科，許之。踰年弛此例」是什麼詩則沒有說。

既然知道是劉吉的故事，再去翻《明史‧劉吉傳》，看到了原委，並不是嘲詩，是罵劉吉「老棉花」，《明史》略載：

趁博客來特價的時候，購入了王汎森先生的新著《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發現有幾篇好像看過了，細查發現又是一本論文集。最近幾年的著作，如《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也都是論文集。無怪乎書名主標題為《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大概是想不到合適的書名，不得不為之吧。

1. 〈從「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與「政治」〉，收入《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
2. 〈五四運動與生活世界的變化〉，收入《二十一世紀》113卷
3. 〈「煩悶」的本質是什麼──近代中國的私人領域與「主義」的崛起〉，收入《思想史》1卷
4. 〈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收入《東亞觀念史集刊》4卷
5. 〈時間感、歷史觀、思想與社會──進化思想在近代中國〉，收入《數理人文》15卷
6. 〈中國近代思想中的「未來」〉，收入《探索與爭鳴》2015年9期
7. 〈如果把概念想像成一個結構──晚清以來的「複合性思維」〉，收入《思想史》6卷
8. 〈「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層」──對「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收入《近代史研究》 2015年6期
9. 〈人的消失？！──兼論二十世紀史學中「非個人性歷史力量」〉，新論
10. 〈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收入《新史學》，14卷4期。

義大利 Ming Qing Yanjiu
http://booksandjournals.brillonline.com/content/journals/24684791

關於明代蔭襲的規範，最早見於《太祖實錄》，後來《大明會典》也將此抄錄進去。但是具體的規定只提到蔭官的職位與品秩，如正一品官子蔭五品等等。蔭官以後能不能考科舉，則沒有說，也沒看到學者有討論過。

《萬曆野獲編》紀載一則故事，首輔沈一貫（1531-1615）勸告他聰明的長子沈泰鴻道：「你為何不授蔭為中書舍人呢？屆時成為國子監生參加順天鄉試，不是好過參加競爭激烈的浙江鄉試嗎？」沈泰鴻接受了父親的建議，沒想到沈一貫竟題請將兒子蔭為尚寶司丞，從此沈氏父子反目成仇，再也不見面。

尚寶司丞為正六品，比中書舍人的從七品高了好幾個檔次。《萬曆野獲編》另一篇則紀載蔭官的升遷，提到：「中書考滿十二年，始陞三級為主事，又九年為尚寶卿，俱仍管中書事。即加至四品三品，不出局約略與璽卿等。」意即中書舍人拚了二十一年，才差不多是正五品的尚寶司卿。

萬曆《大明會典》是史語所有電子化的版本，所以引用的最廣泛。我查閱相關制度時，經常看到一句「洪武二十六年定」。反覆地看到這句話，讓我起了疑心，同樣的制度去查洪武朝的《諸司職掌》，會發現紀載的文字都一致，就是沒有「洪武二十六年定」這句話。

例如選官的條目，萬曆《大明會典》：「凡官員作缺，洪武二十六年定，內外官員考滿、侍親、致仕、丁憂、殘疾、極刑、考功司勳來付...」而《諸司職掌》則是：「作缺，凡內外官員考滿，侍親、致仕、丁憂、殘疾、極刑，考功司勳來付...」

用電子檢索的方式查了萬曆《大明會典》，一共出現了195次「洪武二十六年定」。清人在修《明史》時，必定也參考了萬曆《大明會典》，也出現了15次「洪武二十六年定」。

明末清初的私人見聞，由於事涉敏感，往往傳抄後會改個名字，或是不屬名。有時候找到一兩本稀見的書，學者們都沒引用過，還以為找到寶了，卻不是這樣。

武新立的《明清稀見史籍敘錄》提到了一本書叫做〈保桐始末方略紀〉，武氏在介紹中說這本書作者不詳，不見有刻本，還對內容做了一些考證，評價這本書記事詳盡，極富史料價值。

讀了他的介紹，我真的是很想看這珍貴的書，不過再看他寫道：「茲選錄數條如下，書前開卷即云：崇禎八年正月流賊犯桐....」我就知道他搞錯。這本書是再尋常不過的書了，就是戴名世的〈孑遺錄〉。

去年老師從北京印了一份稀見材料回來，叫做《兩都愴見錄》，作者化名雲巢野史，全書分兩卷，分別記載北京與南京明末陷落的史料。上卷前面幾段不曾讀過，讀到第三頁便覺得似曾相識，原來是抄錄顧炎武《明季實錄》。至於下卷，則是抄錄自《播遷日記》，《播遷日記》又與另一本名叫《江南聞見錄》的書相當雷同，作者還考證不出來。晚明史籍真的是一本爛帳，到底是誰抄誰的，算都算不清。

推測這個《兩都愴見錄》應該是一本拼裝書，史料價值不高。不過上卷若干篇幅，我還是不知道出自何書，或者真的是這位雲巢野史補增的也不一定。

在期刊網上讀到一篇短文，是馬良德〈在書畫家和土豪劣紳之間〉，他說：

讀馮夢龍《古今笑史》，方知華亭公乃明末著名書畫家董其昌。雖然董其昌是個讀書的種子，但他在松江華亭時，對他人的田產喜歡得說拿來就拿來。這事兒被百姓捅到海瑞那裡，被海瑞狠狠處罰了一通，把董其昌心疼得直跺腳。有縉紳出來說情，勸告海瑞說聖人不做過份的事，海瑞是何等剛烈的人呀，勃然訓斥道：「諸公豈不知海瑞非聖人耶!」

我正在找董其昌魚肉鄉民的材料，過去沒聽過這則故事，以為有材料可以用。正要找史料原文，但想一想，時間不太對，董其昌（1555-1636）跟海瑞（1514-1587）是不同時代的人，海瑞大約是隆慶三年（1569）巡撫應天，而董其昌考上進士則是萬曆十七年（1589）。換言之，在海瑞擔任巡撫時，董其昌還沒沒無聞呢。那麼這個華亭公是誰呢？我想應該是擔任過首輔的徐階（1503-1583）才對，在海瑞巡撫時，徐階也剛致仕，那時海瑞正在清算鄉紳的田土，要他們把侵蝕的田地都退還給農民，徐階在松江府的田地也受到波及。

國家圖書館有一本善本書登錄的名稱叫《一席紀聞》，共有兩冊，作者不詳。我還以為找到寶了，調閱出來看，原來是一本常見的書，大失所望。

《一席紀聞》是記述明末農民軍領袖李自成的事跡，其作者很簡單，第一段末就提到了，叫做顧杲，就是復社領袖顧憲成的從子。問題是這本書並不叫《一席紀聞》，因為這是一本筆記集，〈一席紀聞〉只是第一篇，第二篇叫做〈明史從闖賊各官〉。真正作者是顧公燮，這是他記錄明末清初的史事筆記，也收了幾篇顧杲的文章。這本書的書名應該是《丹午筆記》，或《消夏閑記》，只是抄本沒有目錄，國家圖書館就誤把第一篇當作書名了。但國家圖書館的這本《丹午筆記》與江蘇古籍出版社的點校版仍有些差異，或許有些條目在點校版中沒有，有空再細細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