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近況

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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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代鄉試與會試的考場稱為貢院,貢院裡有一排一排的屋舍,每舍還有若干隔間,稱為「號舍」,「號舍」用《千字文》編號,再依數字排次,即「天字一號」、「天字二號」等依序排列。但禍、惡、罪、傷等較不吉利的字,以及皇、帝、聖等屬於皇家的字不用。

雖然明朝開國不久就實施科舉,但修築貢院需要花費不少資金與尋覓土地,所以各地的貢院並非在明初就建制完成,例如應天府(南京)起初未設貢院,借用京衛武學(軍事訓練學校)作為考試場地,每值科舉年分,便要拆除武學儀門、牆壁,以茅草搭建考場,再於試後重建。遲至景泰五年(1454),應天府尹馬諒言才建議將錦衣衛(皇帝的情治機構)紀綱的官房改建為貢院。紀綱在永樂年間牽涉謀反被處死,據說每逢鄉試時,考生仍會聽到地板上傳來陣陣馬蹄聲。不過新建的貢院與舊院(妓院)僅有一河之隔,考生穿過秦淮河,在青樓中笙歌冶遊,彷彿能暫時忘卻考場的煩憂。

清代初期的常熟文人陳祖范(1675-1753)參加過好幾次科舉,對於江南貢院內各個位置皆瞭若指掌,他曾撰寫一篇〈別號舍文〉分析號舍的優劣,文中將號舍分為四種:「老號」沒有什麼缺失,或坐或躺,都相當舒適;「小號」是指因修築不慎,空間較為窄小的位置,坐起來十分難受;「蓆號」是指屋瓦老舊的位置,不但難避風雨,還要擔心燭火燒到籬笆;「底號」則是指在廁所旁邊的位置,氣味令人作嘔。陳祖范說他總是被分配到後三號,所以氣到頭髮都白了,難怪寫不出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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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三十年(1397)竟然產生了兩位狀元,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大學士劉三吾(1313-?)擔任主考官時,會試與廷試的第一名都是南方人,且這次的金榜內竟無一北方人,便有流言指稱劉三吾出身南方,因此偏袒南方人。朱元璋聽聞後非常氣憤,另派翰林院官員張信(1373-1397)主持複查試卷,要求在下第試卷中挑選優秀者進呈。

張信閱卷後,認為落榜的試卷確實不佳,朱元璋當然就更加氣憤了,他把這次的考官全都治罪,在六月又舉行一次廷試,由他親自策問,重新拔擢了六十一名進士,皆為北方人。因此,洪武三十年共發兩榜,後人稱為「南北榜」或「春夏榜」。

早在八年前(1389),朱元璋曾在謹身殿與翰林院學士討論治民之道,與他對談的正是南北榜的主考官劉三吾,當時劉三吾說:「南北風俗不同,南方適合用德行感化,北方適合用暴力制服。」朱元璋答道:「地有分南北,人民則無二心,帝王應該一視同仁,怎麼可以有差別待遇呢?」此語令劉三吾羞愧的無話可說,也隱含著朱元璋試圖拉近南北差距的心願。從這樣的角度剖析八年後「南北榜案」發生的契機,或許可以看作是朱元璋攏絡北方士人的一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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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國幅員廣袤,會試與廷試既在京師舉行,各地的舉人免不了一趟遠行。自宋代起,距離京師較遠的地區,官方會給予趕考的舉人「公券」,自啟程至還鄉,費用均由公家給付。

明清時代的舉人考進士,官方也會提供赴考旅費,記錄典章制度的《大明會典》簡約地寫道:「當考中鄉試,身分成為舉人,出示官方的憑據,官方應當給付路途的津貼,參加禮部主持的會試。」

明代官方並給予考生一種准許在驛站食宿及使用車馬的憑證,稱為「郵符」。但往返皆補助的政策在崇禎十三年(1640)有了改變,兵部尚書楊嗣昌(1588-1641)實行了一項新政,即會試沒中的考生回程沒有「郵符」,造成一些考生流離不能回鄉,甚有在異鄉自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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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講述明代的任官途徑時,曾提及只有少數的「充場儒士」不必就讀官學就能考科舉,多數童生仍須由「童子試」(童試)取得「生員」資格,進入地方官學就讀,才能更進一步考科舉。

「童子試」儼然如小規模的科舉,要經過縣試、府試和院試等層層關卡,有些學子在此階段就屢屢受挫,終其一生未能正式參加科舉。不過在明代晚期,官銜和考試資格都可以用錢買得,童生只要花費幾兩銀子便可以參加院試,沒有錢尋求知名人士引薦的童生反而不容易錄取,所以當時的讀書人將府試稱為「府關」,僥倖通過了這關,要成為生員就像拔草一樣簡單了。

自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詔天下設立學校起,地方官學的建置在洪武朝已趨於完備。各個地方官學招收的生員額數有定,而生員又依學問高下分為若干種,在正額內錄取的生員每月可以領取官府發放的廩食,稱為「廩膳生員」(廩生)。額外增收的生員稱為「增廣生員」(增生),雖然沒有廩食可領,但可以遞補廩生缺額。後來愈收愈多,增收生員之外,又再增取的生員稱為「附學生員」(附生)。附生之後,還有青衣生、社學生(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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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子監與各級學校統稱為「官學」或「儒學」,「官學」顧名思義,就是由官府所興辦。除此之外,朱元璋多次下令全國設立「社學」,「社學」是一種民間興辦的學校,招募十五歲以下的子弟讀書,講授禮俗、律令等內容,美其名是使幼童沐受儒家文化的薰陶,其實也是宣傳政令的一種形式。

朝廷幾次要求地方「重建」社學,可推測社學並不成功,由於地方官失職,或受限經費短缺,部分社學設立不久後就廢棄了。若以科舉入仕為目標,作為預備教育的蒙學,主要以宗族興辦的族學,或私人興辦的塾學為主,尤其又以「族學」最具代表性。

宗族領袖會將一部分族田的收入作為興學之用,因為讓族人入仕為官,是維繫宗族勢力最好的方法,所以就算是經商之家,也會培養一、兩名子弟學習文理,準備科舉。族學一般只收納宗族成員與近親子弟,課堂人數約在十人左右,既有教育族人的目的,自然不太需要煩惱學費,良好的族學擁有完善的膳宿制度,飲食、課桌、文具、衣物等必需品一應俱全,表現優秀的學生還有額外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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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8年,四十歲的朱元璋(1328-1398)在應天(今南京)登基,大明王朝迎來第一個春天,此時南京的春天比往常還要溫暖,一切看似都在好轉。

然而朱元璋的考驗才正要開始,此時帝國尚未一統,元順帝(1320-1370)的勢力盤據大都(今北京),四方仍不時傳來水、旱災的消息。許多人民流離失所,尚未回到家鄉耕墾,又或者當他們返鄉後,發現原來的田地已被占據。於是朱元璋說:「因為逃避兵亂離開家鄉的人民,若田產已被其他有力之家耕墾,官府應給予附近的荒田讓原本的田主耕種。至於其他的荒田,也應允給其他人民耕作,並免除他們三年的徭役(每年的義務性勞役)。」

朱元璋一方面安頓百姓,一方面也急著招攬人才,他徵求天下賢才到京師(南京),安排這些賢才擔任地方官的職務。又聽說有些學問淵博、才德兼具的人對於新政權有些顧慮,所以躲避在山林裡隱居,朱元璋特地請官員前往訪查,邀請他們出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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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文人陳洪謨(1474-1555)在筆記裡寫到一句話:「弘治九年(1496)春天,我到京師參加會試,聽到有傳言說今年狀元仍然是蘇州人。[1]」他會這麼說,是因為前一科的狀元毛澄(1460-1523)為蘇州府崑山縣人,而和陳洪謨同科的狀元朱希周(1473-1557)也出身蘇州府崑山縣,甚至連當年的主考官王鏊(1450-1524)也是蘇州人,巧妙的地緣關係,難免讓人搬弄口舌。[2]

在陳洪謨有生之年,蘇州還會再出兩位狀元,難道蘇州人特別容易高中狀元嗎?似乎真有這麼一回事,蘇州自隋唐時代開科以來就常出狀元,明代出了八位狀元,至清代更出了二十八位,是全國之最。

清代初期有一位名為汪琬(1624-1691)官員在翰林院與同僚相聚,在場的官員紛紛自誇家鄉的土產,只有汪琬不發一語,因為蘇州是交流商品的市鎮,土產並不是特別出名,便有一位官員揶揄道:「蘇州是有名的地方,汪公您是蘇州人,怎麼不給我們講講蘇州的特產呢?」汪琬說:「蘇州的特產不多,只有兩種。」這麼一說,眾人反倒好奇了,便問是哪兩種?汪琬回答道:「第一是梨園子弟。」聽到這樣不入流的答案,在場的人無不拍手大笑,又問另一樣是什麼呢?沉默的汪琬才接著說:「狀元!」大家才知道被擺了一道,自討沒趣,一哄而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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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89

撲克牌的牌型有一些是音譯,如「葫蘆」是取Full house的發音,有一些則是取其義,如「同花」、「三條」等,「鐵支」應該是由「四支」的臺語演變而來的吧!

至於Straight,有些地方稱作「蛇」,感覺是音義兼顧的名稱,其另一個名稱叫做「順子」,當然就不是音譯了,若用義譯理解,勉強可以說是延續的五張牌,所以稱為「順」。由於「順子」有時候又叫「大順」,直觀的理解,就是指「順子」中最大的牌型,不過我看《綏寇紀略》一條關於馬弔的記載,思疑「順子」會不會與此有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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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青衫淚滿江南客:晚明的名妓〉中援引余懷的《板橋雜記》,他說:「曲中名妓,如朱斗兒、徐翩翩、馬湘蘭者,皆不得而見之矣。」余懷感嘆他生不逢時,無緣見到諸位名妓。

我接著寫道,就算余懷能夠早一點造訪,也未必能如願見到這些名妓,因為朱斗兒曾與「金陵三俊」之一的陳沂聯詩,且朱斗兒不輕易見人,有一個鳳陽人劉望岑有意拜訪,她卻不出見,劉望岑只好留下了一首詩,朱斗兒看了之後,知道來者非附庸風雅之人,才欣然相見。

朱斗兒的這段史料是出自周暉的《金陵瑣事》(並見於褚人穫的《堅瓠集》),其中還提到另一首朱斗兒的詩:「楊子江頭送玉郎。離思牽挽柳絲長。柳絲挽得吾郎住。再向江頭種幾行。」文壇爭相傳誦,可見朱斗兒詩藝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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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裡面有一句「宰予晝寢」。孔子看到了,便說:「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現在人都把「晝寢」解釋為午睡或是上課打瞌睡,孔子則用朽木、糞牆來作比喻。

昨天在周亮工的《書影》裡面看到另一種說法,周亮工引喬缽的話,提到經書中有一些刻錯的字,但是後輩都尊崇經書,因此不敢加以辯駁。以「晝寢」來說,喬缽認為應該是「畫寢」,就是宰予不去學習,反而在寢室的牆上作畫的意思。春秋時代的貴族有在牆上作畫的習慣,諸侯用朱丹、士大夫用石灰,宰我畫寢可能逾越了禮制,所以孔子才說「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這句話並不是比喻,是就事實的狀況直說。

喬缽還舉了三點佐證,一是午睡有什麼關係,明朝人覺得這很平常的事情,孔子應該不會這樣生氣。二是「畫」是比較晚造的字,和「晝」是通同字。三是韓愈在《論語筆解》也有類似的看法。這段材料收在《書影》(上海古籍,1987)的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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