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遊於歷史與現代之間

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提到明中後期御馬監與兵部督撫共執兵柄，大概是時人的普遍看法，其實御馬監還有提督西廠、管理草場、皇莊、皇店，與戶部分理財政的功能，可謂明廷的「內管家」。

御馬監源自吳元年的御馬司，至洪武時七年改為御馬監，與各監的品秩為正七品（獨內官監為正六品）。洪武二十八年，內廷機構擴充為十一監，品秩均為正四品。宦官衙門數量與品秩的提高，暴露了明太祖試圖通過內廷以制衡外廷，而取消內官監的獨尊地位，則是欲各監彼此頡頑，互相制衡。

御馬監執掌御馬，有養馬、馴馬人員，因此在永樂時已產生一支由御馬監統領的禁兵，稱為養馬勇士，禁兵的來源是各衛所的精壯男子，以及從蒙古地區逃回的青壯男子，禁兵不受親軍指揮使司管轄的十二衛（後增至二十二衛）管轄，地位高於二十二衛。宣德六年（1431）時，禁兵人數已達三千餘人，取名「羽林三千戶所」，兩年後組編成騰驤左、右衛，與武驤左、右衛，統稱「四衛」或「四衛軍」，如按當時編制，一衛應有五千六人，故四衛軍人數應在二萬以上。此後編制屢有變化，但都屬御馬監統領。這批禁兵在正統十四年（1449）的土木之變時曾在彰義門主動出擊瓦剌，後來在天順五年（1461）平定曹吉祥叛亂的也是四衛勇士，可見其戰鬥力極強。

明初內官機構有兩次重大調整，一為洪武十七年，在典禮祀察司的基礎上設置了司禮監，掌宮廷禮儀與糾舉內官，但內官差遣屬內官監。二為洪武二十八年，各監的首官品秩原為七品（內使監六品）調整為一律正四品，內官監的地位降為與各監相同，其職責也改為成造婚禮、粧奩等事，司禮監則保留宮廷禮儀的職掌。

作者指出，一般記載多將宦官涉政歸於永樂朝，其實早在洪武都已有之，如洪武朝已有五次重大的內官出史，鄭曉的文集中即記載奉使宦官「恃寵放縱，有司畏之」，在明初統一戰爭中，太祖也曾派宦官到軍前傳達重要命令。洪武十五年設置錦衣衛、掌侍衛、緝捕、刑獄等事，可見宦官也從事偵查活動，《太祖實錄》甚載遣中官、國子監、刑部委官前往全國徵商稅。可見在洪武時期，太祖已派遣宦官廣泛地參與政治活動，可將此行為放在廢中書省、「胡藍之獄」的歷史脈絡中看待，理解太祖運用宦官鞏固以其集權統治。

司禮監成為宦官機構的第一署，經過數個階段的演變，先是洪武十七年，增設司禮監，其職掌與典禮紀察司一脈相承。至洪武二十八年，司禮監除掌管宮廷禮儀，糾察內官外，還增加了掌管御前勘合、內使人等出門馬牌、賞賜筆墨書畫、催督光祿司供應筵宴等事。洪武朝的司禮監權力雖大，仍屬一般衙門，至成祖朱棣以藩王起兵奪位，為鎮壓建文舊臣，任用了一批起兵有功的泰建擔任要職，讓宦官權力大為增長，永樂、洪熙間，宦官掌東廠，監京營，守備南京，出鎮各地成為定制，且仁宗、宣宗即位皆有心腹宦官參與活動，可見宦官在皇位交替時已處於重要的地位，不過這些太監也多不是司禮監太監。司禮監太監地位的提升應在宣德年間，宣德元年正式設立內書堂，對小宦官進行培養與訓練，形成一套經內書堂、侍東宮、入司禮監的制度。宦官和皇儲長期相處，關係日漸密切，且宣德以後，多由司禮監秉筆太監代為批紅，遂使司禮監宦官有擅寵專權的資本。

作者從過去學界所忽略的北京圖書館藏明抄本《皇明祖訓錄》考察明初的宦官制度，《皇明祖訓錄‧內門》記載內官體系包括三署（天地壇祠祭署、神壇署、皇陵署）、六監（尚寶監、內使監、尚衣監、尚佩監、尚履監）、四司（御馬司、兵仗司、典禮紀察司、繩頑司）、十一局（御藥局、尚酒局、尚麵局、尚醋局、尚染局、巾帽局、針工局、皮作局、顏料局、司牧局、司菜局）、九庫（內府寶鈔庫、承運庫、內府庫、廣積庫、甲字庫、乙字庫、丙字庫、丁字庫、戊字庫）與各門（門正、門副），此書於洪武十四年頒布，當為洪武十四年之制度（非洪武二十八年另頒的《皇明祖訓》）。

接著，作者將《明史‧職官志》與《明實錄》參照比較，以釐清洪武十四年以前的內府制度，發現《明史》在部分的品秩、人員額數有些錯誤，如吳元年的春宮門官正應為四品非五品、又如洪武二年定置內使漏了「尚履八人」四字，洪武九年置顏料、司菜、司牧、巾帽、針工、皮作六局事責完全遺漏未書，作者認為此係明初內府衙門未定型，故罷制不常，《實錄》本身已有疏略，後人更難以掌握之故。

《明史》與《明實錄》皆認為內正司改典禮司，典禮司再改典禮紀察司為一單線發展，作者則認為典禮司改典禮紀察司，實為祀事司與典禮司二機構之合併，其職權按《皇明祖訓錄》：「掌內府一應禮儀，欽紀御前一應文字。凡聖旨裁決機務，已未發放，須要紀錄親切，御前題奏，及糾劾內官內使非違不公等事，而造筆墨表背匠屬焉。」至洪武十七年設司禮監，《明實錄》載職責為：「掌宮廷禮儀。凡正旦、冬至等節，命婦朝賀等禮，則掌其班位儀注及糾察內官人員違犯禮法者。」可知司禮監是典禮紀察司之易名，惟其記錄聖旨的職則以改歸內官監。《明史》載洪武十七年有鑄一鐵牌，文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明實錄》未提及鐵牌之事，僅有記載：「敕內官毋干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故作者認為《明史》的材料大概為野史，實際上並非不准參與政務，只是禁止與外官交通。

作者先指出明代的省級制度有過兩次重大變化：一、明初由行省而為三司（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揮使）；二、明中葉由三司而為巡撫，且過程中曾有三堂（總兵、巡撫、鎮守中官）鼎立的狀況。

接著，作者開始探討鎮守中官的制度，鎮守中官的設置有永樂末期、洪熙元年等說法，作者認為記載上會有這樣的分歧，是因為初期有臨時性的「中官出鎮」，後來才有正式的「鎮守中官」，遂造成概念上的混淆，從《仁宗實錄》載：「遣鎮守交址中官山壽齎敕論交址頭目黎利。」可知鎮守中官大概在此時期已為正式設置。

永樂時，中官出鎮，需要相關部、寺開具手本，內閣書敕，寫明事由才可成行。鎮守中官的額數在宣德、正統成為定制，開缺增補需要兵部奏請，或由司禮監傳奉聖旨到兵部，由兵部開具手本，送內閣票擬，寫明緣由與職責範圍，經司禮監批紅，六部掛號，方可派出。

        明代宦官的知識化有兩條途徑：一為儒士自宮或被強行閹割入宮；二為宮中的內書堂對內使的教育。明初比較多儒士自宮入宮，有落第文人入宮謀生，也有受皇帝喜愛而被閹割入宮的例子，甚有考績不佳的教官被強閹入宮教導女官。不過，當內使教育成形後，就較少有強行閹割之事，可見兩條途徑有漸進的關係。

祖制規定宦官不許讀書識字，但內使教育又是洪武潮開始，明太祖一方面禁止宦官干政，一方面又不斷派遣宦官出使、觀軍，所以不得不對內使進行「書算」教育，只限於基本識字。宣德年間，內閣開始擬票，內監也開始代皇帝批紅，內書堂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成立，宦官的素質也在此時提升。

內書堂的內使來源大致上有四種：一、戰爭擄掠來的少數民族幼童；二、外國進貢的被閹幼童；三、籍沒幼童；四、北直隸地區民家自願閹割送宮的幼童。內書堂的教育約三年左右，由翰林院負責，以編修、檢討、修撰、侍講、侍讀為教習，一般每輪四人，師資甚較國子監還優秀。內書教育起初為啟蒙讀物，進階為四書等「舉業」，與一般官學私塾相同，但內書堂還教導三門重要的課程，分別為：一、《內令》，即開朝以來皇帝對宦官的戒諭；二、《忠鑑錄》與《貂璫史鑑》，收錄歷代忠良宦官的楷模事跡；三、判仿，即訓練奏章判答與票擬批紅。內書堂教育結束後，內使一般多撥發到個內府衙門充當「寫字」，此後可往上升遷為「掌司」、「典簿」、「僉書」，如果受到照管太監賞賜，甚可能被選為東宮伴讀，擠身顯要。內書堂教育可說是宦官的「讀書正途」，比起自宮儒士、宮中自學的宦官而言，生活順遂的多。

        「太監」之名起於隋代，作為監首長的稱謂，元代則作為監中的二級官員，大多不是刑餘之人。明代以後的「太監」才與宦官產生固定關係，洪武十七年（1384）定內官諸監品職，各內官監首長稱「監令」，至洪武二十八年（1395）的定制中有十一監的首長稱「太監」，不過此前《太祖實錄》中已有遣「司禮太監」往陝西事，可見明代「太監」的職稱大約始於洪武十七年至二十八年間。

        洪武朝後，「太監」已非監的首領官，如永樂朝設東廠，由「提督太監」管廠事，另設「鎮守太監」出鎮遼東、山西等邊處。正統朝後，宦官人數增長，太監日益濫設，此曾引起朝臣擔憂，如成化朝直隸巡按御史姜洪、弘治朝吏部尚書王恕、萬曆朝禮部尚書沈鯉皆曾上疏提及宦官冒濫之事。

        除正式太監外，尚有兩種宦官被稱作太監：一、東廠出差的宦官為了示威重，所以特稱太監，關防為「欽差總督東廠官校辦事太監關防」；二、天啟六年（1626）以後的出鎮宦官稱鎮守太監，一說是天啟皇帝無意在閣票誤增太監二字，遂為定制，另一說是大學士顧秉謙為了獻媚而票注太監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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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具列」→「相容性檢視設定」

        新注音2010版的的「使用者造詞工具」只能匯入2500筆詞彙，如果有超過2500筆，可以安裝2003版本，然後直接安裝，安裝完畢後取消勾選2010版，而選擇2003版就可以了。

        據悉2003版可以匯入10000筆，而2007版可匯入5000筆，到了2010版只能匯入2500筆，按照這個降幅，那該不會下一版只能匯入1250筆吧！其實改安裝2007版是比較好的選擇，但是微軟把它包在Office裡面，要自行提取出來，等下次有空再寫一篇教學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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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以來首輔傳》八巻，明王世貞撰。世貞以史學自任，多所著述，其《弇山堂別集》諸書已著于録。是編乃記世宗、穆宗、神宗三朝閣臣事蹟。案，明自太祖罷設丞相，分其事權於六部。至成祖始命儒臣入直文淵閣參預機務，但稱閣臣而不以相名，其後閹倖干政，閣臣多碌碌充位。至嘉靖間始委政内閣，而居首者責任尤専，遂有「首輔」之稱。凡一時政治得失，往往視之為輕重，故世貞作此書，斷自嘉靖為始，以明積漸之所由來。前有〈總序〉，稱閣臣沿起，輕重始末，巳具年表者，即指《弇山堂別集》中之「百官表」也。其所載，始楊廷和，迄于申時行，皆以居首者為主，而間以他人事蹟附之。於當時國事是非，及諸臣賢不肖進退之故，序次詳悉，頗得史法。世貞與王錫爵同鄉，錫爵家嘗妄言其女得道仙去，世貞據以作傳。當時劾錫爵者，或并及世貞，世貞作此書時，遂載入仙女事，以為誠然，兹則可謂誕矣。其餘所紀則大抵近實，可與正史相參証云。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